泰国政府民主转型过程中的腐败与反腐败

民主选举、政党竞争执政在理论上一直被视为实现权力监督、医治权力腐败的灵丹妙药。但泰国从军人统治向民选政治的转型并没有带来国家政治清廉。泰国政府通过建立和完善独立的反腐机制、强化和完善反腐法律体系、推行和完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发挥公民社会作用等反腐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泰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廉政建设之间存在冲突,以及政治经济利益的复杂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反腐的效果,泰国仍属“严重腐败国家”。     

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

提起民事诉讼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立法应予以充分肯定。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主要限于三类案件一类是侵犯国家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的事件;二类是公害事件;三类是涉及其他公共利益的事件。由于案件本身的特殊性,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程序应有别于普通诉讼程序,在程序的具体设计中,应注重法院职权探知与非诉法理的运用。     

农民市民化教育问题初探

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促使农业转移人口更好更快地融入所居城市生活,提高城镇化质量,关键在于对农民进行全方位的市民化教育,改善其思想观念,增强其科学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通过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教育的迫切需求和当前该教育状况的深入分析,进而探究市民化教育的主体、对象、内容、形式、方法等,以期有助于我国在新一轮的城镇化过程中对农民进行更为科学有效的市民化教育。     

环境民事侵权中无过错责任的走向

在环境侵权中,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运用加强了对环境民事损害的受害者的民事救济,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诸如有可能掩盖行为人的过错,掩盖政府责任,以及可能使一些在无过错情况下致害的企业陷入困境甚至破产,而即使企业破产其有限的资产也不足以满足众多受害者的正当赔偿要求。因此,在民法框架下,环境侵权中民事责任的承担,最多应当止于过错推定原则。再往前走一步,就会走到无过错责任原则,走到这一步,就应当超出民法的范围,走向社会法领域,而不应再停留在民法之中。     

公民权利思想探源: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卢梭之比较分析

公民、人民、平民以及天赋人权、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等概念在政治学的理论与实践中极易被混淆或误用,而仅从概念本身的特征进行区分又对它们之间内在渊源的联系有所忽略。原初公民与现代公民的区别在于权利与义务是否对等,原初公民权利与现代公民权利的不同在于权利与权力的界限是否分明;同时,民族国家的产生与代议民主的确立在这两次转变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论民事行为主体识别

民事主体识别问题对于当事人、司法机关、行政机关都具有重要意义。只有正确识别民事行为主体,才能确保民事活动、民事审判及民事审判监督活动、行政管理及行政执法活动等安全、正确进行。识别民事行为主体的基本方法因识别的内容不同而有所区别。     

群体性事件与公民社会构建

基于公民社会理论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认为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基本原因是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矛盾凸显期,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公民社会不健全,公民组织的匮乏,民众与政府对话平台的缺失;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防范和治理群体性事件,必须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培养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和素质,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培育和壮大公民组织。     

社区自治:我国市民社会构建的现实平台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市民社会的热潮。市民社会具有国家与社会分离、社会高度自治特征。我国基层的社区实践在兴起的背景、基本原则、自治主体、建设目的等方面与市民社会构建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契合,它将有可能推动我国市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从而成为我国市民社会构建的实验性的现实平台。     

民事执行复议之反思与重构

民事执行复议是执行过程中的一种执行救济程序,具有广泛性、被动性和执裁分离等特征,并且其具有保证程序公正和提高执行效率等价值。从1991年《民事诉讼法》立法至今,我国有关民事执行复议之完善已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仍存在复议程序不完备、当事人复议权利不充分等缺陷。立法者应进一步从审查主体、审查方式、复议范畴和复议裁定具体情形、复议监督和告知制度等方面对我国民事执行复议予以完善。     

国家、市民社会与公民权利——兼评我国近年来的市民社会话语

我国的市民社会话语一开始就是一种规范性话语,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化倾向.事实上,正如黑格尔、马克思早就分析指出的那样,市民社会既有解放性,又有它的欠缺性、压迫性,就如同国家既有压迫性又有保护性一样.从维护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出关键是如何防止市民社会的压迫性和国家的压迫性的重叠,进而以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解放性、保护性来克服、遏止它们的压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