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登记案件适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问题研究

作为协调民事与行政交叉案件的一种可行方式,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对于行政登记案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明确了在审理行政登记案件时适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合法性。深入分析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有关问题具备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对行政登记的概念和特征进行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对何种行政登记案件可以适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以及其适用程序展开分析,对理论和实践都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民行交叉争议的困境化解及路径选择

为应对司法实践中民事与行政交叉争议的难题,避免裁判冲突、提高诉讼效率,立法确立了有限范围的一并审理程序。但一并审理程序忽略了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基础理论,导致该程序的启动与基本诉讼原理相矛盾、有限的适用范围与无限的界定标准相矛盾、过分追求个案正义与法的安定性相矛盾。以行政机关规制意图为核心视角重新审视民行交叉争议,以行政行为跨程序性效力解决这一难题更为科学与规范。宜在诉讼程序分离原则、法的安定性优先原则、正确识别交叉争议原则下,按照行政机关规制意图的作用方式和影响范围划分不同的交叉争议类型并拟定相应的解决路径。     

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

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具有强烈现实导向的市民社会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广泛而持久的关注。然而在关注其现实导向的同时,人们却忽视了市民社会是一个具有复杂理论内涵的概念。在西方,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对其有不同的解读。其中,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众多思想家学说中的一个亮点。思想的历史就是历史的思想。本文拟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作一番考察。通过考察,我们会认识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过程中,市民社会概念所起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早期在何种意义上批判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观——基于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文本分析

基于对市民社会在历史和逻辑上的非同步性认识,马克思和黑格尔提出了不同的市民社会观。由于深刻认识了英国式市民社会的双重性,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观表现为这样的逻辑：特权-同权-扬弃同权的特权。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受市民社会的传统政治内涵和费尔巴哈的影响,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过程中建构起以人本学为框架、以人民主权为内容的特权市民社会观,即马克思只是从政治特权层面上批判了黑格尔逻辑中的第一环,而没有完全驳倒黑格尔。这是与他此时缺乏古典经济学知识直接相关的。这种理论缺失虽然使马克思无意中陷入了资产阶级法权意识形态,但其对市民社会的关注却成为他转向一般唯物主义、开启历史唯物主义探索之路的重要契机。     

我国民法法典化的历史反思

随着我国民事单行法的不断出台,制定民法典成为民法学者的迫切期盼。罗马法两次编纂法典的历史经验表明,罗马法在经历了第一次法学家解答权时的兴盛,以及后来查士丁尼《国法大全》的再一次兴盛之后,仍然难逃衰落的命运。因此,法典化的价值值得我们去认真反思,并对我国民法法典化的前提、功能和后果提出质疑,进而主张我国不应该制定民法典,应采取开放的立法体系。     

股权变动模式法律问题研究

就股权变动模式的选择问题,学界有多种不同观点。虽争议已久,但共识未至。文章探讨了股权在民事权利体系中的坐标,并通过明晰股权变动模式的不同观点的逻辑思路,探寻了公司法研究和论证的一般方法。在此基础上促进不同观点之间的对话,以实现通过方法的共识达致对股权变动模式问题观点共识的目的。     

增强公务员依法行政能力的途径

提高公务员依法行政能力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迫切需要,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根本保障。本文从加强依法行政意识、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加强程序观念、注重法制宣传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建议与要求。     

流行文艺生产的语境变迁与价值重构

流行文艺生产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与现代人类生活联系紧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流行文艺的生产在改革开放政策的促进下蓬勃发展,但市民文化力量的增强使流行文艺生产不可避免地带有商品生产的属性,主流文艺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标杆遭遇消解。显然,流行文艺的生产需要核心价值观的引领,立足民族性的弘扬,追求作品的审美价值和精神情操,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     

市民社会对人权的建构

对于人权的起源与发展,要从市民社会理论探源。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才形成人权要求,市民社会确认了人权主体和基本人权,并对这种人权实质做了揭示。在人权实现上,马克思认为基于政治解放局限性无法充分实现人权,市民社会中的人权存在极大不平等性,只有变革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才能充分实现人权。     

民法适用解释中政策导引之价值维度——兼评齐恩平教授《民法适用解释的政策性检视》

民事政策是法官在民事案件中进行利益衡量的重要参考依据,民法适用解释中的政策介入有利于提升法律的动态性,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政策介入民法适用解释可以实现法律思想和法官造法,能够规范公权力机关为公共目的而实施的私法行为;政策在民法适用解释中发挥作用必须受到实体和程序规则的双重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