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监督的现代性功能意涵探析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纵深推进,公民监督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日益凸显;公民监督非惟是公民权利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因,尤其在扩大民主政治、巩固政治稳定和提升人的主体性等维度上扮演了重要作用,显著地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程度的跃升。     

现代性批判:一种从政治哲学立场出发的考察——对恒久和普遍的美好生活原则的辩护

当前西方危机与现代性危机最深刻的症候,是在其最高知识权威的影响下,现代后期的某些学说(列奥·施特劳斯所谓的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学说)撼动了西方人的根基,人们丧失了方向感。这种理论上的危机带来的实际后果主要表现在:一种本来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所要求的普遍有效方式去解答对错、好坏问题不再可能。既然现代性的危机源于对现代政治哲学隐含的这个前提的表达,那么,现代性批判的中心课题是对现代理性主义或对理性之现代信仰的批判,它逻辑地包含了对恒久和普遍美好生活原则的辩护,试图恢复人们的自信,以便能够合理地赋予价值判断以效力。     

“以人为本”与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完善

以“以人为本”为研究视点，从立法和司法两方面对其便民的内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传统民事诉讼制度及其观念进行了理性分析，认为我国民事证明制度和诉讼模式在选择上与我国司法实际不相适应。并从保障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构建人性化的诉讼程序及建立案件分流制度全新视角探讨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制度完善的思路。     

论服务行政与政治发展之契合

人类生活发展至今，所倡导的服务行政与以往的统治行政、管制行政相比，在治理理念、治理机制、治理手段上等方面呈现出许多新变化，这些新变化与政治发展中的核心价值目标有着某些天然的契合。     

政治参与:政治文明和政治现代化的时代命题

政治参与、政治文明与政治现代化三者,存在着密切的逻辑关系。政治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进步状态和政治生活方式,希冀表达的是一种状态和目标;而政治现代化则重点显现的是一个政治的发展过程,试图完成从传统政治方式向现代的整体转换;公民的政治参与,则是实现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文明的途径和方式。政治参与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的工具理性,更在于它最终言明了政治文明与政治现代化的价值指向。     

论军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法制权威教育”

分析了加强法制教育、进一步培养生长干部学员法制权威意识的必要性,指出了目前军队院校"法制权威教育"中存在重视程度不够、教育模式较落后、缺少专业军事法律人才培养等问题,提出了加强军队院校"法制权威教育"应从统一思想认识、普及法律意识和规范教育体系等三个层面做好工作等具体措施。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 ,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大支点和三大基本特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现实取向主要是推进党的建设、发展人民民主、落实依法治国、加强制度创新。     

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探索

针对当前高校学生思想出现多元性的特点,必须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为此,要坚持创新,在时代感和针对性上下功夫,从育人手段和思政教育的主体等方面入手,改革“两课”教学模式,营造适合学生特点与需要的校园文化环境,加强思政队伍建设,不断探索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方法,努力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落到实处。     

论乡村政治文明建设的两个基本维度--制度的完善与意识的培养

肇始于八十年代初村民自治兴起的我国乡村政治文明建设,至今已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雨历程。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政治文明建设在法律化、制度化、规范化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和矛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制度的缺憾与村民民主意识的淡漠。因此,必须从完善乡村政治制度和提高村民的民主意识入手,推动乡村政治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     

Global standards: promise and pitfalls for re‐inscribing social work into civil society1

This article critiques the modernist logical‐positivist ideology that has underscored social work, and interrogates the promi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standards to re‐inscribe social work into civil society at the global level. The potential pitfalls and dangers of such an initiative are also examined.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standards was born out of an assumption that there is a common core to social work on a global level and on an essential affirmation of humanity and human dignity of all peoples across the world. Global standards might be construed to constitute a hegemonic Western discourse and a denial of context‐specific realities. However, a judicious, sensitive, post‐modernist and critical approach may enhance sensitivity towards difference and a greater appreciation of locally specific realities, within the global sp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