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批判：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新视阈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批判贯穿于他一生的理论探索,具体包括对同权市民社会的批判,对资本家生产方式主导下的市民社会的批评,对市民社会意识形态的批评。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批判实现了经济学与哲学的有机统一,体现了马克思理论的实践品格和总体性特点,具有与历史唯物主义所不同的价值功能、侧重点和概念体系。以市民社会批判为马克思文本解读的一个学术视阈,有利于我们全面科学地把握马克思理论的实质、特点及思想发展历程,并对马克思理论的诸范畴形成新的理解。     

浅论公务员的拒绝执行权

我国《公务员法》规定了公务员对上级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具有拒绝执行的权利,这无疑是我国建设法治政府征程上的一个里程碑,对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创新具有重大意义。但这一权利的行使在现实中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对＂明显违法＂、行使程序及该权利的保护和救济作出认真分析,并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防止企业人才流失的人力资本产权的制度安排

目前企业人才流失现象使我们重新审视人力资本的激励问题,从而引出人力资本的产权概念,在阐述确立人力资本产权地位对防止企业人才流失的作用基础上,有针对性的提出了确立人力资本产权私有制度、构建人力资本市场化定价制度、完善人力资本投资制度、创建完全的人力资本收益权制度、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制度和形成良好的人力资本产权运行的法律制度等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安排。     

西方人权观的文化释读

从文化核心价值理念的视角去解读西方人权观的基本要素,可以解释西方近代人权观念为什么是以抽象意义的人为基础,为什么将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等设定为自然权利,为什么坚持个人中心主义和国家工具主义观念的问题。通过对古希腊罗马时期个人权利价值取向的萌芽、自由观念的孕育、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思想以及近代自然权利学说和社会契约论等方面的探讨,可以认为西方人权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西方对人的自身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是西方有关人的各种价值理念等长期历史积淀和传承的过程。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时期提出的各种人权主张及其作出的相关制度设计是西方文化所蕴涵的核心价值理念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的体现,标志着西方近代人权观念的产生。     

公平理论在政府雇员管理中的运用

人们都有一种追求公平的需要,如果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会损伤其自尊心,从而影响其积极性。政府雇员的出现,带来了内部和外部的不公平。如何纠正不公平,充分挖掘人力资源的潜力,调动政府雇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管理水平和行政绩效,是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劳工NGO对农民工权益保障的价值和限度

在当代中国,政府无论是对劳资事务的监管还是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行动,存在许多局限性,均会出现政府失灵的问题,它需要劳工NGO予以回应。而劳工NGO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尤其是其人性化志愿服务能有效地为农民工提供社会网络支持、情感支持,提升其法律意识,降低可能的暴力维权行动,这对政府劳资事务治理和实现社会稳定有积极意义。但现行非政府组织政策环境限制其参与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活动,同时,劳工NGO大多缺少合法身份和资源,制约其与政府良性互动,降低其作用的发挥。     

一般人格权争议问题我见

从一般人格权的产生角度看,一般人格权只是在为法律明确列举之外的“其他人格权”落实一个请求权(特别是抚慰金请求权),并为法院裁判该类案件提供依据时创设的一个概念。一般人格权实际上是一种法律技术,它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对人格权进行全面保护———可以通过人格权立法的多元模式实现。如果我们坚持人格权立法的多元模式,从立法技术上不采纳一般人格权的处理方法,那么可以将人格尊严权与人格自由权视为个别(具体)人格权。将人格尊严权和人格自由权作为个别人格权,也能为人格权的广泛保护提供一个可操作的平台。     

民事优先权的冲突与规制

当同一财产上存在着数个民事优先权,或者民事优先权与其他担保物权发生竞合时,就会产生效力冲突。未来的民法立法应当充分考虑民事优先权的冲突情况,以“以人为本”、兼顾公平与效率等原则为指导,合理地协调不同权利人的利益,以期实现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以及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     

婚内强奸的刑法学分析

能否在强奸罪中评价婚内强奸是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最富争议的问题 ,刑法理论对此存肯定论与否定论的对立。强奸罪的法益应该是双重的 ,包括妇女的性权利及社会的性秩序 ,婚内强奸虽然侵犯妇女性权利 ,但并不侵犯社会的性秩序。婚内强奸因缺失强奸罪客体要件而不成立强奸罪 ,对此行为应在伤害罪或虐待罪中加以评价。     

清代妇女民事诉讼权利考析--以档案与判牍资料为研究对象

在"三从"伦理规范的约束之下,作为没有完全责任和行为能力的个体,清代妇女的诉讼权利受到了种种制约.但在实际的诉讼案件以及判牍、档案资料中,妇女的诉讼权利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且在某些时候表现出了比男子还要优越的主动性.对这种存在与主动性的深入探讨,不但可以揭示清代社会妇女诉讼权利的实际状况,而且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礼法制度及其司法实践在妇女问题上的契合与分离,以及礼法观念与人们实际生活的结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