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藏的少数民族人权保护

西藏的人权问题一直是少数西方国家和藏独势力攻击中国的一个借口。西藏是否真的存在所谓侵犯少数民族人权的问题？从国际人权法的角度阐述国家承担人权保护的国际法义务的前提,并对照国际人权法的相关规定与西藏人权状况的事实,论证了中国在并未承担全部国际法义务的条件下,对西藏少数民族尤其是藏族,在宗教信仰自由、藏族文化的保护、藏族人民使用和发展语言文字的权利方面实施了最充分的保护,以法律和事实戳穿了关于中国政府侵犯藏族宗教信仰自由、实施文化灭绝、藏族人民没有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的谎言。     

美国外交中的援助制裁行为

作为经济制裁的一种,援助制裁是援助国为了实现一定的对外政策目标而采取的延缓、减少、终止援助,或者威胁采取上述措施以惩罚受援国。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而言,美国更倾向于使用援助制裁,其目的是使被制裁国按其意愿采取或改变政策。援助制裁还是美国推行人权外交的重要手段,但在实际执行中,援助制裁却往往很难奏效。此外,援助国实施援助制裁的决心、目标国对援助的依赖程度以及国际社会的协调行动都在某种程度上削弱或抵消援助制裁的效果。     

南宁市公务员培训市场化探析

当前南宁市公务员培训存在培训经费投入大、培训效果不理想和培训效果难评估等问题。为此,需要通过培训市场化来提高培训绩效。为了促进公务员培训市场化进程,政府需要制定培训市场行业标准和准入制度,需要建立公务员培训质量保证体系,培训评估体系和培训机构网络,来加快和保障培训项目的市场化。     

司法审判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探析

人们对思想政治工作在司法审判中的运用存在一些误会。在当今中国社会全面转型、浓郁的职权主义审判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和司法理念的现实背景下,民商事纠纷案件审判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应用比较普遍,很多时候法院的调解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交织融合在一起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司法审判中的适用特点鲜明、适用策略多样、适用价值丰富。     

论"少数人"概念的界定

要研究少数人的权利及其国际保护问题,首先需要对少数人这一概念进行界定,以明确应当受到国际保护的少数人权利的受益者即主体之具体所指。几个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十分关注和重视少数人权利的保护问题,对于少数人概念的界定也作过不懈的努力,但由于少数人定义问题非常复杂,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准确、明晰、被普遍认可的少数人的定义。如果能够综合考虑世界各地各类少数人的特点及少数人定义的各种主客观要素,并吸收既有的各种定义的长处,还是有可能提出一个比较适当的少数人的定义的。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国际人权机制分析-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为例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在当今全球议程中日显重要。当前的国际人权机制在许多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问题。从人权的视角来探求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之道,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种人权路径也反映出了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全球正义原则。国际人权规范的内化程度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效率产生了一定影响。作为国际人权机制的主要规范载体,《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对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而言具有重要的规范意义。然而,由于国际人权机制的非强制性、健康权的模糊性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人权机制的区别对待等原因,国际人权机制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促进作用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过渡司法: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对系统性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回应

过渡司法最初是指一个国家由非民主体制过渡到民主体制后,对旧政府侵犯人权行为的处理。冷战结束和东欧剧变之后,这一概念又被用来指战争或冲突结束后,如何追究过去的种种暴行。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政府对历史上受主流社会欺侮、压迫的群体采取的道歉与赔偿等补救措施,也被称之为过渡司法。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为此设计了多种机制,包括起诉、赔偿、真相调查、机构改革和人事清查等。总之,过渡司法就是对系统性或大规模人权侵犯的回应。过渡司法的精髓不在于提出某种本体论意义上特殊的正义/司法理念,而是要提供一种方法论,以调和正义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张力,而且它强调的不是一种绝对的正义理念和一以贯之的司法模式。     

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宪政思考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法的基本原则,然而现实生活中农民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缺失成为了一种常态,这是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而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又是直接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制度因素。因此,回归农民的公民身份,对农村群体性事件进行宪政思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文章首先从宪法语境分析农民的含义及其宪法地位,其次分析我国农民在结社自由权、村民自治权、财产权、劳动权、社会保障等权利缺失的状况,最后剖析了我国现有制度安排在农民利益表达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而得出解决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渠道是尊重宪法还权于民的结论。     

农村新政下的农民地权保护研究

保护农民地权,是切实维护农民利益的体现,已成为十七届三中全会农村新政的重要内容,更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必然要求。这一目标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农民地权的扩大。但扩大地权的良好愿望不能仅归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属的变革,还需立足于当前法制体系的整体构架,以强化并完善地权的基础权利效力为根本,进而逐步取得所有权的改造。     

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及其在华实践

作为社会的团体公民,公司的生存需要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其社会责任应远远超出狭义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但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执行低于母国的社会责任标准,其对社会责任的选择并非源于道德的高贵,而是在各方力量博弈中,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一个均衡的结果,即在企业社会责任压力与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冲突中实现均衡。欲使跨国公司走出道德变异怪圈,必须要求其调整利己"底线",让中国也能分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