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乐府诗歌《蜀道难》等三首同音重复的语言风格

李白三十多岁初入长安时期创作的乐府诗歌《蜀道难》、《行路难》、《将进酒》是其诗歌创作第一高峰时期的代表作。本文运用汉语韵律学的理论,分析李白《蜀道难》等三首乐府诗歌中运用同音重复手段所产生的一唱三叹、突出主题、加重感情等音韵魅力和语言风格,揭示了作品中语言风格与托物言志的意境、“挥斥幽愤”的思想感情是融为一体的,让读者从新的角度体味李白乐府诗歌崇高的浪漫主义意境。     

论明代诗话的发展与专门化

明代诗话是在前代诗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对明诗的发展及清代诗话的形成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诗话是中国诗话的发展期,在中国诗话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明代诗话的发展可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初期诗话以讲诗法为主;中期诗话主要是宣扬复古主义;后期诗话已成为专门之学,其中心议题是彻底批判复古思潮,宣扬个性解放.明人在宋、元诗话的基础上,把宋诗话的综合之学发展成为专门之学;他们还发扬元诗话偏重诗法的优点,把它充实提高,使之成为系统的诗学理论,创造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明诗话.明代诗话的时代特色主要表现在时代性、针对性、理论化、系统化及专门化五个方面.     

徐陵,不是典型的宫体诗人

徐陵是梁陈时代追随简文帝萧纲的重要作家,历来都认为他的诗轻靡淫艳,是一个典型的宫体诗人。然而徐陵并没有始终与简文帝相伴相随,他曾离开宫廷,出使北魏,且羁留长达七八年之久;入陈以后,特别是陈后主即位与狎客大作艳诗之时,徐陵却已悄然作古。因此,徐陵似无大量写作宫体诗的可能。从他所遗留的作品看,无论其内容还是风格,实难简单地以"宫体诗"来论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徐陵不是典型的宫体诗人。对徐陵及其诗歌的重新认识,实际也关涉如何正确评价和认定宫体诗的问题。     

“诗缘情”新辨

关于“诗缘情”中其“情”含义的阐释 ,历来褒贬纷纭 ,莫衷一是。为避免偏执一端而不及其余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需与诗论开山之祖的“言志说”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文学创作实际中揭示其“情”的含义。循着这一思路 ,不难发现“诗缘情”实是一种新的文学观 ,其“情”主要指物感之情 ,一己之情 ,它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 ,使文学走向最终的自觉。     

略论苏轼与尹善道

苏轼与尹善道都集政治家、学者、诗人三种身分而著称于世,都有出仕—流配—隐遁之人生经历。儒佛道三教合一思想是苏轼诗歌创作的重要特征,而儒家处世观使尹善道始终如一地坚持山林与朝廷一体论,这正是尹善道诗歌创作的基本特征。     

宋词联章现象探讨

宋词联章体共有普通联章、鼓子词、转踏、大曲、法曲等五种,普通联章又有同调次韵、同调异韵、同题异调等类型。联章词突破了篇幅、字数的限制,为扩充容量、丰富内涵、施展艺术技巧提供了宽广的空间。宋代联章词直接继承了唐五代联章词的创作经验,又在宋代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得到了长足的进展。     

论张衡对汉魏文学传统的贡献

张衡在汉魏文学诸体的传承中具有相当关键性的作用,他承前人而续作的文体有都邑赋、畋猎赋、述志或宣志赋、伎艺赋、设论、七体等。张衡的辞赋作品不仅有继承之功,在题材和体裁上也有创新。张衡的赋作明显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从诗歌成就来看,张衡对“汉魏风骨”中“风”之方面的贡献颇多。     

回望百年——论中国新诗的历史经验

晚清诗界革命主张以新意境和新语句入诗,但又不能摆脱和突破旧诗格调,诗界革命未能成功。中国新诗的创立,不能无视或绕过近代诗歌改良运动的主张和实践。近代诗界革命是“五四”新诗革命的先驱,它是中国新诗运动的前奏。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危机,是中国新诗产生的巨大背景,新诗运动的目的、方向及价值取向均取决于此。对新诗社会功利的超常重视,是新诗发展过程中诸多矛盾的症结所在。内容与形式、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格律与自由,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新诗。     

再论《国殇》与《九歌》

《九歌》是屈原在民间“九歌”基础上写定的 ,可以认为是屈原所作或创造的。《国殇》是为牺牲的楚国将士而举行驱鬼活动的主祭歌。《国殇》以外的《九歌》其他篇 ,主要是表现对九位天神地的恭敬、赞美和依恋 ,《九歌》中的神、巫、人、鬼关系 ,就是一个由人和巫迎请神、送行鬼魂的过程     

中英文特殊诗体的对比--书写形式变异的英文诗与中国的回文结构诗

诗歌一般拥有新鲜的、独特的想象、又常被说是“带有音乐性的思想”,而且语言特别优美和精练。比喻、象征等手段用得多而巧妙。但是在视觉方面,诗人也有所创新。这表现在书写形式变异的英文诗和中国的回文诗。本文通过分析麦克高夫和卡明斯的两首英文诗,以及苏轼等人的回文诗,探讨中外诗人力图通过书写形式的安排,从视觉方面展现诗歌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