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的文学史意义

在中国诗歌史上,白居易的《长恨歌》是一篇很有影响和特色的诗作,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面貌的一个新的开端,也标志着中国古代爱情诗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本文通过题材的创新与深度、反思和表达的情感重心、现实创作观与浓郁文学色彩的并行等三个方面,对《长恨歌》的文学史意义重新进行了解读。     

雷达的文学评论与1980年代社会学批评方法的嬗变

雷达是秉承着当代文学社会历史批评传统走上文学批评道路的。社会学批评方法在20世纪50—70年代存在“泛政治化”“泛阶级论”的弊病,并在“文革”期间走向了极端,沦为沾满血污的“棍棒”。为了使社会学批评正常化、健康化,1980年代的文艺理论批评界对社会学批评的“真实性”“时代本质”“思想倾向性”等尺度进行了调整。雷达的文学批评历程恰恰体现了社会学批评方法面对时代转型与文学新潮进行积极调整的过程。与阎纲、许觉民等年长的批评家一道,雷达迎纳新潮,独立思考,渐渐形成了他凝聚着个性魅力的“历史—美学”批评,为备受质疑与冷遇的社会学批评方法开拓了蜕变与更生之路。     

谈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我在之思”

作为一个1 9世纪的文坛巨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之所以能在今天散发越来越撼人的魅力,是什么在作怪呢?笔者认为,是"诗者之思"的力量."思"是人的一种建立在"自我认同体验"基础上的"自我内在批判"."思"可以为文学培养生命的感受力与审美的体验力,并同时为文学积淀价值的光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毕生的文学创作中不断的在心理体验(忧郁,虚无,安宁)中认同自我,触动那深层的令人生畏的自我,然后在不断的心理认识(困惑,焦虑)中反思自我,拷问那灵魂的令己不安的此在.是"诗中有思"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风格达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巅峰.     

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兼谈文学的地域性

本文着重探讨了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分布格局、分布重心、分布成因和分布规律问题。同时 ,文章提出了文学的地域性问题 ,认为它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密切相关 ,应引起文学史研究的重视。     

女性文学相关概念的争论与确立

本文基本概念的争论和确立是国内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一项基础工作。由于受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和批评实践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对女性文学相关概念的理解存在诸多分歧。由强调"差异"到注重"社会性别"、"身分",理解越来越趋于学理性。这些不同的理解,大致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     

一段令人缅怀的批评史——重读1946至1949年的西方文论经典

1946至1949年西方文论的丰硕成果,为我们书写了一段令人缅怀的批评史。短短几年间,竟有如此众多的批评经典竞相问世,而且每一部都非同凡响,的确堪称批评史上的一个奇迹。尽管那一代批评家早已风流云散,但他们的批评论著却至今依然闪烁着思想的光辉,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而奥尔巴赫的《摹仿论》、布鲁克斯的《精制的瓮》、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无疑堪称"经典中的经典",代表了这段批评史的主导倾向。     

对欧洲人道主义精神核心价值理念的反思

人道主义思想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主流文化价值体系的反映,19世纪的一批现实主义作家对人道主义思想作了艺术的诠释,人道主义精神的核心价值理念主要体现在对革命和暴力的审视与批判上,由此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文学话语体系,而对人道与革命之间非此即彼关系的僵化认识恰恰成为我们质疑、批判人道主义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在反思人道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时,首先应该还原历史语境和文学语境,并在对人道和革命的关系进行新的定位的同时,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历史合理性作出充分肯定。     

文学民族性身份的现代人类学还原

文学民族性问题是中国现当代美学—文艺学的一个“焦虑中心”,同时也是一个实际上被“个别化”、“边缘化”、“表面化”了的课题。现代人类学将为该问题研究的理论突破和创新提供一种可能。现代人类学立场的核心是肯定人类文化的相对性和差异性,将人的抽象、普遍、同一的本质还原为具体、特殊、多样的存在,最终突出人性的“民族化”身份和特征。立足现代人类学立场,“还原”文学的民族“身份”(特性),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应否“去蔽”、“还原”的问题,以此反思我们以往的学术研究现状,重构真正中国特色的现代美学—文艺学。     

明代兼主唐宋派的韩愈古文与《史记》之比较批评

韩愈古文与《史记》之比较批评是韩文批评史中一个重要内容。早期关注点较分散,涉文气、文质、天才与穷而后工等议题,具体论较以文体、句法为主。明中期,兼主唐宋派针对独尊秦汉文法式,袭貌遗神之时弊,开始形成以《史记》为衡量,强调神髓、本色的比较自觉。这是接续古文统绪之举,是由唐宋以溯秦汉思潮的产物。既为其重要研究方法,所形成的侧重文统和师法的比较理论,又构成其古文理论的核心内容。     

历史民族志点校疑义例举

整理、研究、点校、重版历史民族志 ,需要具备点校的基本知识 ,遵循点校的基本规律 ,懂得民族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 ,了解各类文化事项的历史背景及相关民族的文化传统。贵州人民出版社重版的李宗《黔记》 ,由于点校者的粗心、轻率和武断 ,出现了诸多的不应有的失误。本文以李汉林《百苗图校释》一书为基础 ,通过对李宗《黔记》的“刻本”、“铅印本”和“点校本”三个版本的全面勘核 ,指出“点校本”的代表性失误 ,并分析其致误的原因 ,旨在唤起学术界对民族史志整理工作的特点和难点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