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诗歌对后现代主义的接受与变形

台湾诗歌在 80年代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选择和接受具有一种历史必然性 ,这使得台湾诗歌典范发生了三种变动 ,即 :反纯粹性的本文混杂 ;反深度的事物本原化 ;反确定性的语符游戏。由于受时代的、民族精神的和文化心理的影响 ,台湾诗歌理论与创作又呈现了在特殊接受语境中发生的变异 ,即 :台湾诗人对“本体”的怀疑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怀疑 ;他们将语义的不确定性往往归结于语言本身的局限性     

诗可以爱:论爱情诗兼评<<田秭援爱情诗选>>

由“诗可以怨”推及到“许可以爱”,反映了诗歌心路历程中内心情感的波谲云诡之变。诗由最早的民歌肇始到向个人创作的演进,记录了诗的艺术创造的历史。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爱情诗,在２０世纪多经磨难,直到最后的二十年,才进入它的勃发时代。在爱情诗 中记述的怨与爱的两种心灵体验的相互漫漫与纠缠,正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美的融合。 爱情诗是展现人性美与人情美中美与崇高的最佳文学手段之一。     

试论艾青诗歌创作中的宗教情感

艾青诗歌中表现了“救世者”、“创世者”的宗教情感,这种情感的形成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是其社会思想、审美思想、道德情感的具体表现,使其诗歌具有世代感和使命感.     

论中国近代诗歌

这是一篇关于中国近代诗歌的综论。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为价值论,主要从近代社会剧变对诗歌的期待和中国古典诗歌走向终端的矛盾中确认近代诗歌的价值。第二部分为流派论,在检讨历来划分近代诗派的基础上,将近代诗歌分为一重前瞻,一重后顾的两大潮流。第三部分为特征论。先从创作思想、审美意象、体裁和语言方向说明近代诗歌与古代诗歌的连结,再从诗风转变、题材拓展、语言增新、绝句见重、诗乐结合五点说明近代诗歌有别于古代诗歌的总体特征。通篇所论均有道他人所未道之见识     

从诗与乐的关系看三曹诗歌

曹操酷爱音乐,其诗歌创作与音乐活动密切相关,使其诗作留有明显的音乐痕迹;曹丕诗歌既有向民歌学习的一面,同时也注重辞采,其诗歌在形式创新方面的意义要大于内容创新意义;曹植的诗歌创作则基本脱离了音乐的束缚,他的诗歌开始寻求文字内在的声律之美,从内容上也渐渐摆脱“代言”的局限,从而完成了诗乐分离的趋势。三曹诗歌中的诗乐离合关系,从另一侧面说明了文学自觉的过程。     

姜白石的词乐与清雅之韵

姜夔不但能作诗词,而且精研乐理,能创作乐曲。他的乐曲既能反映他独特的人品气质、内心情感,又具有独特的音乐风格,体现出声情韵律的高度统一。品味姜夔的众多词作,都具有清雅之韵,于婉约、豪放之外,自树一派。姜夔的词作在音阶、调式以及词调旋律、字调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音乐风格与其清雅之韵是一致的。此外,姜夔还善于用名贵的古曲、独特的自制曲来表达他一生中经历的情感的高峰体验。     

新世纪冯至《十四行集》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检视新世纪冯至《十四行集》的研究，从内外结合的版本研究、现代解诗学的实践、审美现代性范式以及比较研究四个方面，回顾近十多年研究成果，辨析和反思研究观念与研究方法，展望《十四行集》研究的可能学术增长点。     

十七年诗歌的艺术缺失及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诗歌创作一度成为时代的"热潮",也出现过一些感情真挚的佳作,但缺乏诗性和诗美的平庸乏味之作居多,很多诗歌沦为了图解政治的一个符号或传声筒,整体上蜕变为革命话语和政治权力的承载工具。一些诗人泯灭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把诗歌当作政治权力的一种玩赏;一些位居高位的评论家把持着话语权,成了扼杀诗人和诗歌的刽子手。在极左政治的时代语境和态势中,十七年诗歌的发展艰难而曲折,出现了严重的非艺术性、非诗化的畸变。     

轻与重：美丽的悔——读张枣《镜中》

张枣很早就开始尝试对古典诗学传统的吸收和借鉴,并进行了比较成功的试验,《镜中》便是一例。通感和＂词义借用＂使＂悔＂变得美丽轻盈,人称转换造成了心理空间腾挪,＂镜中＂这一出色运用的意象统摄了全诗,三者共同织就一个复杂的文本。这些技巧帮助平衡了诗中的轻与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疾驰的哀鸣:论张枣诗歌中的声音与抒情表达

诗人张枣一生仅仅创作了百余首诗歌,但在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关于传统,他始终有着一种相对明晰的态度。本文选择以声音的视角切入,将通过句式、停顿、词的选择等包孕在情感与意象中的内在化节奏展开,从而在声音传统中去洞悉张枣的诗歌所彰显出的哀鸣与急促等情感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