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族素质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民族素质研究之三

本文从智能素质在民族素质结构中的作用、体能素质与智能素质的关系、智能素质和传统文化及民族历史积淀对民族心理、意识素质的影响等方面,对民族素质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部分民族院校在校大学生民族意识现状抽样调研报告

本文试图通过对9所民族院校在校大学生进行民族意识的问卷调查,深入了解民族院校在校大学生民族意识的形成过程和现存状况,掌握民族院校大学生的民族意识发展变化趋势,探讨民族院校如何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宣传教育以正确引导大学生的民族意识问题。     

关于西部农民基本法律意识结构的调查分析--以西宁市y村为例

分析西部农民的法律意识结构,对西部社会政治文明的建设具有基础意义。文章通过对西宁y村的典型实证分析,认为西部农民法律信仰的生成理应根植于法律的生活化积淀,因此要逐渐改变农民是法治社会的边缘人的传统,将他们推至法律生活的前台,以培养法治实现所必须的最深厚的民众基础。     

“内”“外”表达:桂林龙脊梯田景区乡愁意识的建构与重塑

桂林龙脊梯田的农耕文明和乡土文化是自然景观与乡愁旅游资源的综合体,承载着景区的历史记忆,是延续和传承龙脊梯田景区乡愁文化的重要表征。留住乡愁文化对于传承当地的历史文化、重塑乡愁记忆和树立乡土文化自信具有重要作用。村民作为龙脊梯田景区乡愁旅游感知的内部视野,与作为外部视角的政府、游客和媒体有着不一样的建构策略,在深描各行动者如何"留住"与"重塑"乡愁的基础上,提出活化社会记忆、激发集体记忆、凝聚情感记忆和赋能媒介记忆的乡愁旅游发展路径,旨在强化乡愁旅游主体地位、增强乡愁文化认同、搭建乡愁情感纽带和创新乡愁文化感知。     

从汉匈关系的角度探讨汉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

本文试从民族心理学视角出发,阐释汉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先秦至秦汉时期,是汉匈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汉匈分别在生态—经济方式、政权体系、思想文化等方面形成不同的体系,并随着双方战争、互市、和亲等交往的深入促成了汉匈民族意识的最终形成。民族意识形成之后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在西汉后期开始,匈奴的经济方式、政治实体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受到汉文化的深层次影响,民族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当然,汉民族意识也在这一时期随着民族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发生了变迁。     

试论《格萨尔王传》中古代藏族先民的自然保护意识

自古以来,藏族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以独特的方式保护着大自然,进而产生了独特的自然保护意识和生态意识,深心地影响着世世代代的藏族人民。通过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可窥探古代藏族先民对自己生活的环境——大自然的朦胧认识、崇拜到竭力保护这一过程,本文阐述了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者,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均衡互利,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才是永恒的主题与朴素观念。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自觉与价值自信

价值自觉是价值自信的基础和前提,价值自信是价值自觉的结果和归宿,只有高度的价值自觉才能铸就充分的价值自信.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自觉才能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自信必将铸就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认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自信的必然选择和本质体现,必将激发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无穷创造力和战斗力,谱写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崭新篇章.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生态价值维度的法治考量

随着土地生态价值的凸显,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博弈逐渐引起关注.由于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对生态价值观念的忽视、土地规划中生态价值效应的弱化、生态补偿制度在集体建设用地中的缺位、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执法监督的缺失、法律责任体系的滞后等原因,导致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生态价值维度出现失衡,需要在农村土地法律制度贯彻生态价值观念,加强土地规划中的生态效应,构建生态补偿制度,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并从法律责任体系上进行完善,最终实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生态价值的均衡.     

集体林权纠纷解决的制度现状与对策研究--基于江西省某县个案的分析

化解集体林权纠纷是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工作,但林权纠纷解决难度大,影响了改革工作的深入开展。研究首先梳理了集体林权纠纷解决的制度安排;其次以江西省某县A、B两个村民小组因737号山场发生的林权纠纷案件作为研究对象,介绍了林权纠纷解决过程的特殊性;再次,探析了现行纠纷解决制度存在的低效问题及其成因。最后提出完善制度的顶层设计、重视非正式制度作用、加强调解机构能力建设、创新纠纷解决方法等对策建议。     

基于内生交易费用的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

以内生交易费用的视角考察现阶段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发现股权集体股的设置导致部分资产产权不清晰,股权封闭和政经不分带来合作社的内部监督失效和激励机制不足,从而引起村干部管理者寻租、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了合作社治理的内生交易费用。苏州市通过集体股确权到户和股权固化,实施合作社“代理记账”,建立村集体财务监管平台和资产交易平台,实现“政经分离”及开放治理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明晰了集体资产产权主体,建立了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有利于减少合作社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了合作社治理的内生交易费用。苏州经验表明,在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过程中,政府主导力量的恰当发挥是改革的成功前提,同时也要尊重合作社治理的内生动力;通过赋予农民清晰完整的股权,建立顺畅的股权流转体系,有利于合作社内部治理体制的完善;合作社管理者的行为规范还有赖于政府实施的外部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