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动儿童政策分析

本文从儿童权利平等的角度出发,结合2003年“中国九城市流动儿童生活状况调查”数据,从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深入分析流动儿童政策的现状,剖析国家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义务和责任关系,分析影响流动儿童政策制定、执行等环节的因素,针对流动儿童主要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企业建设自主知名品牌的技术准备

中国是全球生产加工中低端产品最大国家之一,其产品制造蕴涵极大产业经济发展潜力。释放其这种潜力的重要工具,是中国企业拥有更多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和知名品牌。成熟品牌由自主核心技术与相应品牌权益组成,并衍生出品牌消费权益,最终拥有特定品牌资产。品牌已经形成专门的经营管理技术,创建自主知名品牌的中国企业必须做好产品个性研发、产品商品化孵化、品牌营销权益的设计与市场推广诸环节的技术准备。更重要的是,创建自主知名品牌的企业必须引导目标消费族群认同、保有品牌特定的消费权益,并转化为消费者参与其间的品牌文化。     

权利视角下工时制度演进的历史回顾

工时制度历经数百余年的演进过程,从超越人体极限的十几个小时至现代社会适度工作时间的实现,各种权利思想扮演了重要角色。伴随启蒙运动中普遍性权利的觉醒,部分人权思想如平等、自由为后来工时制度演变起到了启蒙作用,启蒙运动后社会权的进一步发展则使劳动者实现了向社会人地位的转变。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劳动时间的价值凸显并且劳动时间不断被延长,伴随着劳动者地位的改善及工人阶级权利意识的觉醒,工人发起缩短工时的罢工运动并成为工时制度演变的直接推动力。适度性是工时制度所追求的目标,伴随着各方的博弈,工时演变的最终结果是实现了各方的适度性,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自由主义、共和主义财产权比较研究

财产权是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共享的价值理念。两者都强调政府对财产权的保护。两者的区别体现在：自由主义以财产权保护为政府的根本目的,视财产权为个人权利的核心;共和主义以公共利益为政府存在的根本目的,对财产权的保护关键在于财产和人们的公民美德具有同一性。美国宪法共和主义发现了公民美德的脆弱性与公共权力的扩张性,主张以更加制度化的财产法确定人们的财产权,同时强调财产的责任,从而走向个人与集体利益的平衡。     

论自然体权利及其保护

自然体权利能否在环境法中确认,是近几年来环境法学界一直探讨的话题。传统法学囿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从权利、义务和法律关系理论否认自然体权利的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从人与自然整体性视角重新解读自然体的主体性地位,为自然体权利的法律化进程提供了理论依据。针对我国自然体权利在法律规范上的缺失,借鉴国外自然体权利保护实践经验,我国应以自然互惠原则、风险预防原则为基础,以代理制度、公共信托制度、公众参与制度为实践方式,注重自然体受到损害时的补救,提倡自然法庭,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自然权利观的中国方案。     

联合国人权机构改革之浅见——对人权理事会和人权委员会的比较分析

创设新的人权理事会取代原人权委员会是联合国人权机构改革的重要步骤,是“加强联合国作用、提高工作效率”改革设想的集中体现。新的人权理事会在成员国规模、构成、产生办法和工作方法等方面都不同于人权委员会,包含了一些新的、积极的因素。新成立的人权理事会,应以避免人权工作政治化和双重标准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原则和努力方向。     

对发展共产党党内民主的思考

如何发展党内民主,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是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课题。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基础,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党的十六大,党成长壮大的每一步,都与发展党内民主、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息息相关。目前,党员民主权利的保障还存在一定问题。我们必须从党的建设的全局出发,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切实有力措施,努力建立健全党员民主权利保障机制。     

新型村集体经济何以带动乡村共同富裕？——基于ANT视角的分析

促进农村农民的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和难点问题。以山东省代村为例,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解构了新型村集体经济异质行动者网络转译过程,剖析了村集体经济推动村民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发现:新型村集体经济发展推动村民实现共同富裕过程,是以乡村政治精英领导的村“两委”班子为关键人类行动者和土地、房屋等非人类行动者,通过行政征召、专家征召、文化征召等方式推动行动者网络形成与发展,并不断破解村民的异议与矛盾,从而达成利益联盟,构建稳定行动者网络的动态发展过程。以村民利益为核心的集体经济发展思路和村干部说服性治理工作逻辑在矛盾化解、争取村民信任与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型村集体经济进一步推动了村内民生保障体系建设;通过公平利益分配、文化权益保障等方式实现了村民物质富裕与精神文化富有。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生态价值维度的法治考量

随着土地生态价值的凸显,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博弈逐渐引起关注.由于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对生态价值观念的忽视、土地规划中生态价值效应的弱化、生态补偿制度在集体建设用地中的缺位、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执法监督的缺失、法律责任体系的滞后等原因,导致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生态价值维度出现失衡,需要在农村土地法律制度贯彻生态价值观念,加强土地规划中的生态效应,构建生态补偿制度,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并从法律责任体系上进行完善,最终实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生态价值的均衡.     

基于内生交易费用的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

以内生交易费用的视角考察现阶段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发现股权集体股的设置导致部分资产产权不清晰,股权封闭和政经不分带来合作社的内部监督失效和激励机制不足,从而引起村干部管理者寻租、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了合作社治理的内生交易费用。苏州市通过集体股确权到户和股权固化,实施合作社“代理记账”,建立村集体财务监管平台和资产交易平台,实现“政经分离”及开放治理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明晰了集体资产产权主体,建立了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有利于减少合作社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了合作社治理的内生交易费用。苏州经验表明,在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过程中,政府主导力量的恰当发挥是改革的成功前提,同时也要尊重合作社治理的内生动力;通过赋予农民清晰完整的股权,建立顺畅的股权流转体系,有利于合作社内部治理体制的完善;合作社管理者的行为规范还有赖于政府实施的外部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