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关于西藏发展与稳定的思想

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始终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关心西藏各族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形成了不同时期的西藏发展和稳定的思想,我们必须以此为指导,推进西藏各项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问题探讨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也是我国半个世纪以来城乡社会经济二元化体制的制度基础。正确认识和明确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应当从其法律渊源入手。农民集体应当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常态主体,村民小组范围内的农民集体和乡镇范围内农民集体不是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常态主体,而仅为特例。由于农民集体是由人数众多的农民个人组成,其所有权常常需要一个机构或组织代理行使。应当建立类似股东大会的机构,设立农民集体大会作为所有权主体,而由农民集体大会在选举一个较为固定的组织,作为农民集体的代表行使所有权有关的事务。     

困境与出路:后集体时代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研究

实地调查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日益面临困境,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五保对象应保尽保难、供养标准落实难、全面实现五保难、实施敬老院集中供养难、地区供养负担不均衡。农村集体的消解和五保供养制度调整滞后,是五保供养工作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基于此,必须尽快改进五保供养工作,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在五保供养中的责任,及时调整五保供养制度,完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     

论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与思路——《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解读

土地制度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征地制度、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任务,为修订《土地管理法》提供经验支撑。目前,《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已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观察了解“三项”试点启动后各地的试点成效,结合对“修正案草案”解读,评析本轮土地制度改革的效果。总体结论是：现行征地制度基本合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须保持在“存量”范围内;农村宅基地退出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土地制度改革需稳妥推进。     

网络舆情形成与变动中的群体影响分析

互联网的崛起为民众的内隐情绪和态度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表达途径。与此同时,在网络舆情信息交流过程中,集体心理的存在使网民个体的舆情表达受到群体影响而发生变化甚至扭曲。通过对群体压力、群体极化、集体无意识、群体互动等研究,展示了网络舆情形成和变动中的群体影响力。     

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规范体系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可以《土地管理法》（修正）和《民法典》为基本法,建立起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规则体系和结构体系。内容层面,《土地管理法》（修正）确立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基本规则、配套规则以及参照规则的规则体系,但也存在不足。《民法典》则通过界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物权属性,在结构层面实现了对其规范的重新定位与体系整合。基于此,可从“同地同权不同适用”落实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具体适用规范。其中,集体成员自治是实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不同适用”的基本途径;城乡一体化建设是实现“不同适用”的主要内容。在一级市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应受到统一的规划条件和用途管制;在二级市场,应健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一体化流转的配套机制。以此,在规则体系和结构体系内构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适用体系,能最终实现“三位一体”的规范体系。     

论人类集体行动困境中的伦理超越

针对行政管理过程中常出现的"搭便车"行为所造成的"集体行动的困境",结合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著名观点"集体行动的逻辑",认为出现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是: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的公共性以及"经济人"的本能追求阻碍了集体行动的顺利实现。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通过分析"经济人"的社会属性,挖掘人类的"伦理"需求,建立集体成员间的信任以及激励集体成员可以实现集体行动困境的伦理超越。     

论土地经营权的生成进路和体系定位

要科学阐释土地经营权的生成进路及其体系定位,一方面要参考各国物权法上的一般原理,另一方面则要立足我国集体土地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和现阶段“三农”发展的实际需要。从“承包制”改革到“三权分置”改革,我国集体土地体制改革是一条在集体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之间既逐步分离又相互协调的改革进路。从集体土地物权体系构建来看,土地经营权须根据物权法上的“设定”原理,在集体土地所有权基础上通过“层层设定”或“层层解锁”而渐次生成。     

Farmer producer organizations as farmer collectives: A case study from India

Small and marginal farmers in India have been vulnerable to risk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everal organizational prototypes are emerging to integrate them into the value chain with the objective of enhancing incomes and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 Among these are Farmer Producer Organizations (FPOs). We explore the potential of FPOs as collective institutions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Avirat, one of the first FPOs in Gujarat. Our analysis suggests that FPOs have the potential to provide benefits through effective collective action. The main challenge, however, is to raise sufficient capital to maximize these benefits. We discuss the implications of our findings to policy.     

土地政治过程与乡村秩序的集体生成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呈现为“共有私用”的地权形态。农民集体包含了权利主体、关系主体和制度主体，三者的弹性关系赋予农民集体以实践本位的存在模式。农民集体扎根于土地秩序之中，且从土地秩序中汲取政治动力，推动了土地政治过程。土地政治过程内在于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逻辑，体现了权利与权力、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土地政治过程塑造了集体的统一性和自主性，凝聚了村庄的政治性，在促进土地秩序更新和土地价值实现的同时实现乡村秩序整合。因此，农村土地制度变迁须适当平衡集体所有权与农民土地权利的关系，维系乡村秩序再生产的活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