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约"不等于"乡规民约"

长期以来,学者们在研究中经常将“乡约”与“乡规民约”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事实上,“乡规民约”是基层社会组织的社会成员共同制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而“乡约”是乡村社会中以社会教化为主要目的的一种民间基层组织形式,二者的内涵并不相同,其历史发展也遵循着不同的路径。将“乡约”等同于“乡规民约”的研究方法既违背了历史事实,也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文化现象。     

论民族地区现代乡村法治秩序的构建

本文论述了乡村法治秩序构建的内涵、民族地区构建乡村法治秩序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分析了民族地区乡村民主建设及村民自治制度化建设的现状、问题和原因,提出了加强村民自治制度化建设的建议。作者认为,乡村法治秩序能否真正形成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即创造性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完善。在民族地区,当前的关键是加强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建设。     

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探索

学术界对中国农村基层组织的划分一般有两种,一是按功能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和群众等组织;二是按组织运行方式划分为党政权力组织(包括乡镇党委、政府及村党支部)、村民自治组织(包括村民委员会、村民代表大会)、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社团组织及农民自发组织等。前一种划分比较笼统,后一种划分目前普遍认为比较合理和有针对性。     

从学生的视角看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

教师专业化成长已是当今世界教师教育的主潮流,是各国教育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学生的视角对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就促进农村中小学教师专业成长的内容和策略进行理论探讨,是农村教育发展研究的一个课题。     

当前经济欠发达地区村级组织运转经费问题探讨——以苏北H镇为例

当前经济欠发达地区村级组织运转存在着严重的经费匮乏问题。这一问题的出现,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有关,与村级组织的管理体制有关,与农村税费改革制度有关,也与“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有关。在此基础之上,本文提出可以从深化并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制度、发展村级经济、严格规范各项收支、合理划分镇村事权、加大国家财政对农村的投入等方面做出努力,缓解和改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匮乏问题。     

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几点思考

19世纪后期,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对俄国农村公社制度及俄国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后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我国学术界和理论界在讨论马克思主义的“跨越论”中,曾有人提出苏联和中国是“跨越论”的例证。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是有着客观条件的,持“跨越论”观点的理论依据是不充分的。实际上,无论苏联还是中国都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越。     

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的柔性嵌入机制

柔性嵌入是驻村干部通过沟通、对话、协商参与乡村治理的管理实践。柔性嵌入式治理并非单纯的行政制度吸纳与整合,而是包括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关系嵌入在内的多维柔性嵌入的互动与治理的过程。从辽宁省X县的治理实践来看,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仍受根深蒂固的刚性治理思维、运转不畅的民主协商机制、薄弱的乡村社会资本、匮乏的村庄公共精神等现实因素掣肘。需要从转变刚性治理观念、运用情感治理技术、完善基层协商机制、挖掘乡村内生资源、培育村庄公共精神等层面进一步激活柔性嵌入机制,持续提升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效能。     

高校学生干部角色意识嬗变实证研究

高校学生干部的角色意识特点直接影响其行为方式及群体作用发挥的积极效果,并深刻影响高校育人质量和教育培养任务.为此,笔者运用自编问卷分别对高校学生进行了两次大型调查,将社会转型期不同年代大学生干部的角色意识着重从追求动机、合格标准、产生方式、角色扮演、价值取向几个维度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十几年来高校学生干部的角色意识发生了明显变化.基于学生干部角色意识的新特点,提出了“加强学生干部分类指导”等等培养大学生干部角色意识的四方面建议.     

“未预结局”：一个壮族社区社神信仰的断裂与重拾

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深刻影响，处于乡村社会之中的民间信仰体系经历着两次较大规模的由断到续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民众宗教生活的状态，是一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众宗教生活史。该研究集中对此两次“未预结局”现象进行讨论，通过其在一个壮族社区生活场景中的具体呈现，以展示出前后两次断裂与重拾的实际状况，尽力寻找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力量，以及这种力量与当地人社会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     

类熟人社会:工业型村庄社会结构新形态

工业化、城市化形塑了人口流动的方向,这使得我国东部乡村与中西部乡村的社会性质产生了巨大分化。在工业化与人口大量流入的背景下,东部地区村庄逐步成为土客杂居的工业型村庄,“类熟人社会”成为工业型村庄社会结构的新形态。学界既有概念“无主体熟人社会”揭示了作为人口流出地的中西部农业型村庄社会结构的新形态,而“类熟人社会”与其相对应,形成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互补性解释。在东部地区工业型村庄中,通过原生型社会关系与建构型社会关系,人们的“熟悉”感开始建立,但最终却形成了“熟而不亲”的类团体格局。类熟人社会的形成,有赖于人们在流动社会里,通过“区隔化”和“聚类化”的策略,在保障生存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生计的维持。过日子的区域差异,也使得各群体之间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