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村落人文物象体现的造物文化思想解读

作为物质“形象”的第一层面被人们所感知的“物象”是不依赖于人之意识的客观存在。基于对传统村落人文物象的实证研究,认为其能够体现系统的传统造物文化思想,将其概括为“规则、参照、功能与技术、核心”四个层面,并从中揭示了“天、地、人、物”之间的关系,进一步阐释了造物文化思想对传统村落人文物象具有的现代启示。     

传统、现代与革命：抗战时期晋冀鲁豫根据地村政权的现代化初步改造

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在国内外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传统、现代与革命这三者即开始了相互间的斗争、纠结及融合,此种现象贯穿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数千年来,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力形态在自身演变的过程中,凭靠内部力量始终未实现质的突破,即没有实现向现代生产力形态———工业生产力的转化和过渡。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创建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用革命的手段对乡村旧村政权进行现代性的初步改造,尽管囿于当时具体的战争环境,这种改造进行得并不彻底,但这种对旧政权的权力结构和形式的革命性的现代化改造,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从该意义上讲,旧村政权的初步改造工作开启了根据地乡村地区的现代化之路。     

欠发达地区大学生村官幸福感测量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测量了欠发达地区大学生村官幸福感的组成及其影响力。研究表明:大学生“村官幸福感”主要取决于“情感支持”“工作开展”“成功求职”“生活质量”“环境适应”五个构念;改善大学生村官职业“对婚恋影响度”,提升“父母支持度”“村干支持”“报考难度”“专业匹配度”“经济待遇”,增强“与村民语言沟通”“自然环境适应”“风俗接纳度”,有助于提升大学生村官职业的幸福感水平。     

当前中国农村宗族及其与乡村治理的关系——对新近研究的评论和分析

在当今中国乡村研究中,宗族“重建论”与“瓦解论”同存;对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的“肯定论”、“负面论”与“中性论”同在,至今尚未形成关于宗族重建及其与乡村治理关系的清晰图像与理解。这种状况与近年来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缺失密切相关。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在深入田野,以抓取第一手资料,且研究的规范性增强,学术对话意识和累积意识大步提升,但多数人所作的只是个案研究,尚未延伸为多个案例的比较研究,更未有较大面积的抽样调查;既缺乏明确的分析框架和讨论标准,也缺乏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资料收集和分析的视角也不够多样化。     

中国传统社会的内生村庄秩序

在中国传统社会,为解决大国家与弱国家条件下的乡村社会秩序问题,国家借重两种力量,一是以家庭为基础的私的力量,一是以宗族为基础的带有半公性质的力量。较小的家庭规模,无法解决传统农业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秩序。传统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自治,是以相对自主的地方性规范及相对自主的地方自治组织的强有力存在为前提的。这构成了我们继续讨论传统中国农民行动逻辑的基础。     

"民企帮村":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

新农村建设是全社会的共同使命.民营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无论是在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上,还是在农村开发性扶贫上都有比较优势."民企帮村"是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目前从发达地区的实践看,"民企帮村" 创造出了各具特色又扎实有效的模式."民企帮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形式和途径,涉及的层面比较多,需要政府、企业、商会等多方面的支持和配合.     

论春秋时期的商人——“工商食官”制度与先秦时期商人发展形态研究之二

春秋时期的商人仍属于“工商食官”制度的范畴。春秋时期的商业组织以及与之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带着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在各种关系上“模仿着乡村的组织”。这一切主要是由当时社会生产关系中最根本的经济制度———井田制的变化所决定的。此外,政治关系、血缘关系等非经济因素对于春秋时期商人的发展形态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古代私人工商业在战国时期出现了第一次大发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井田制度的破坏。     

迈向精细化的乡村治理——以一个陇西移民村的治理实践为例

自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总目标以来,"精细化治理"成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以一个移民村的治理实践为例,分别从政策执行的精细化、村干部权责的精细化以及村民日常生活的精细化三个维度阐释D村乡村治理中的精细化趋向及其背后的运作机制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在国家的精细化治理要求下,细致的政策制定构建了精细的乡村治理组织体系,从而进一步明晰了村干部的权责匹配,由此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精细化乡村治理路径;同时,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精准需求助推了乡村治理评价体系的细化,又自下而上地倒逼着乡村治理朝向精细化发展。但迈向精细化的乡村治理仍然存在若干现实问题,如何能在这一路径下实现乡村治理有效,还有待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探索。     

汉族家族与乡里制度关系探析--兼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比较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国家由于其统治能力和地方财力的限制,在基层社会的管理上,有“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在广大汉族地区,县以下的治理则是建立自治型的乡里制度。乡里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以乡绅为骨干的家族治理机制。由于民族地区的政治统治实行土官、土司制度,民族地区的乡村社区治理与汉族的乡里制度各有特色,互相映衬。     

农民专业协会、乡村治理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新农村建设

农民专业协会有效地实现了农民、市场与政府三大行为主体的利益对接,体现了承载其上的服务属性和管理属性,成为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与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云南省元谋县的农村发展实践证明,农民专业协会、乡村治理与新农村建设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关系,解析这种关系有利于探索西部欠发达地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