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村落保留观念的城中村改造路径分析——以济源市城中村为例

目前国内对于城中村改造的实践各地均处于探索阶段。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对于一些中小城市的城中村,住宅建筑情况大多良好,盲目采取大城市建设城市型居住区的做法显然不合时宜。村落作为人类最原始的群居方式,是地域特色和乡土文化的体现,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城中村作为原始的村落,在更新改造过程中要转变传统拆迁观念,以村落保留为基础,挖掘村庄特色,更要树立多样化的城市发展观念,改善基础设施,循序渐进,达到城市与乡村的自然融合。     

村落纠纷中的“外人”

本文通过对一个村落中关于“外人”的纠纷的全面考察，发现村落社区中存在着事实上的“外人”，他们受到了村落共同体特定的歧视性待遇，而村民对此习以为常，并认为这样是合理的。基于这种生活逻辑，在纠纷中，“外人”常常作为一个符号被人为地建构出来，这是因为在特定的村落文化中，符号是同力量和可利用的资源相联系的。     

三元种植结构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以黑龙江省安达市为例

农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与农业生产和农业经营的质量与效益密切相关。以传统的二元结构的农业生产转向三元结构的农业生产,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也是建设新农村和发展农业生产力面临的重大挑战。文章在分析国内外农业结构特点的基础上,在理论上探讨了种植业三元结构与高效农业、循环经济、生态环境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相关性和内在规律性,然后以黑龙江省安达市在“十五”期间进行种植业结构调整为例,进一步说明了三元结构在调整农业结构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基于土地增值的城中村改造利益分配研究

土地增值是城中村改造的经济支撑,城中村改造的焦点是土地增值利益分配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城中村土地增值的影响因素,指出影响城中村土地增值的显著原因是位置变化与外部性影响。在对西安市城中村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提出组建长期利益分享联盟是解决土地增值利益分配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完成城中村改造的关键。     

论领导干部从政道德调控

领导干部从政道德调控 ,是领导干部从政实践的重要内容 ,它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的先导。作为领导干部有责任有义务 ,把握好从政道德调控的理论与实践。从政道德调控主要包括从政道德内心信念调控、从政道德环境舆论调控和从政道德社会行为调控。这三者内容十分丰富 ,关系极为密切 ,具有可供我们去认识去掌握的固有规律。     

论农村政策基础研究--对当前中国农村研究的反思及建议

当前以实证材料为基础的中国农村研究,主要是以与西方对话为特点的农村学术研究和以总结推广农村实践经验为特点的农村政策研究.这两类研究的共同弱点是,缺乏对中国农村社会状况尤其是其非均衡状况的关注.通过研究农村政策在农村实践的具体机制及后果,以理解中国农村非均衡的内部结构,从而将抽象的中国农村具体化,可以构成农村政策基础研究,从而为农村政策研究提供理论资源.     

大力推进小城镇、乡镇企业、农业产业化三者互动发展，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有效转移直接关系着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影响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能否顺利实现。本文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状及转移情况入手,通过对制约其有效转移的因素分析,提出大力推进小城镇、乡镇企业、农业产业化三者互动发展,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最后给出政策建议。     

经济能人治村情境下普通村民政治参与边缘化——一种类差序格局的分析视角

农村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日渐重塑着传统的村庄治理模式,经济能人治村成为乡土政治的新情境。经济能人治村在盘活农村经济、助推农村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村庄政治参与的失衡。以类差序格局的分析视角介入,可发现经济能人、非治理能人、普通村民在村庄权力秩序上形成了典型的＂差序格局＂,并由此导致普通村民在村庄政治运作的选举过程、治理阶段、利益分配中日趋显出边缘化的倾向,这与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经济能人治村模式及村庄治理主体实力差异等都有一定的关系。要确保经济能人治村情境下普通村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需从村民自治制度优化、能人治村模式完善、治理主体素质培育等方面寻求＂破题＂思路。     

产权公共领域与农地确权颁证

由于地区差距、产业差别以及社区差异,使得公共领域的结构差异较大,且存在差序格局.而公共领域的存在正是公共利益构建的基础,也是个人理性与村社理性之间的桥梁.确权颁证的重点并不是对于产权公共领域的分解,而是在公共领域之上构建合作视角的产权合约.从近郊与远郊两个不同的确权颁证区域,可以得出农户对于产权的诉求的偏重存在较大差异,而产权公共领域的治理也存在较大的不同.但是,确权颁证的关键依然在于对产权公共领域的合理利用.     

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的自治与民主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没有规定行政村的公法人地位,没有规定专属于行政村的、与国家事务相区别的村务,赋予行政村的法律手段、人员手段和物质手段均不足,而且规定了国家机构对村权力过多的干预权,这些都影响了真正的村自治。在村民民主的规定上,一方面规定了公社式的直接民主制,一方面又规定了与公社民主相冲突的分散式经济制度和家长式的管理模式,对各村组织的权力规定也非常不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