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转租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转租是有别于租约让与和普通租赁的特殊租赁形式。在转租方面,世界各国立法大致可分为自由主义、限制主义和区别主义三种模式。我国《合同法》第224条关于转租的规定采限制主义,这虽然减轻了司法任务,促成了判决统一,但因不区分转租与租约转让且不分租赁之具体情形一概加以限制未免显得过于笼统,且该规定本身有违公平原则。在当前政治经济背景下,平衡当事人之利益显得尤为重要。借鉴自由主义的立法模式对现有制度予以修正,并对民事和商事租赁进行区别,对动产和不动产租赁采取不同规则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原则的法律实践

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一般指东道国给予外资同内资同等的待遇,其内涵需要进一步明确。自1993年以来,我国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实践表明,我国已从“整平游戏场地”与“经济法和民商法的统一化”两个方面逐步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原则。这一法律实践的重要意义首先是对在华外资待遇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是推动了我国外资法体系的结构性调整,由相对独立的“单纯”的外资法体系转化为由专门性外资法与统一的经济法和民商法的相关规范构成的“混合法”体系。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商业银行客户终身价值研究

客户是商业银行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是其主要利润来源,如何对客户进行取舍、管理,与客户终身价值研究密不可分,如何衡量客户的价值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商业银行公司客户的自身特点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客户终身价值指标评价体系,并运用SPSS13.0和AMOS17.0软件进行分析,最后得出可行的、科学的客户终身价值结构方程模型,丰富了客户终身价值的研究领域,为商业银行的客户分类、客户关系管理提供了依据。     

商业网站项目实战课程模式改革初探

本文依据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理念及国外课堂教学改革的经验借鉴,以信息技术专业教学为例,探讨高职工科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思路。高等职业教育的宗旨是以综合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依托此目标高职教育课程模式的实践探索对于高等职业教育IT类课程模式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商业贿赂犯罪的现状、原因及其防治对策

商业贿赂犯罪的发生遍及各个经济领域,严重损害消费者,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以垄断性强、需要政府全力介入的领域最为集中。商业贿赂犯罪之所以泛滥,有其经济、文化、制度、立法等多方面的深刻原因。针对这些原因,应注重从源头和路径上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对重点行业和领域的监督和治理,建立和完善举报制度,建立有效的协作机制,同时大力加强立法工作等对策,才能遏制商业贿赂犯罪的发展。     

信用制度的民事法律保障机制研究

信用主体基于信用享有权利,但守信也是其基本义务,因而信用是权利与义务的结合。由于信用为广义上的商誉所包含,其权利内容难以把握,故信用权不是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基于信用所产生的权利可纳入商誉权的保护范围。我国民法典应规定商誉权,对信用权宜采用间接保护方式。对欺诈、恶意的不履行合同行为,应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以惩戒失信行为。信用被侵害常使受害人遭受间接损失,应由侵权人予以赔偿,以充分保护信用主体的利益。     

我国上市银行非利息收入与净利息收入波动性与相关性分析

近年来,由于受到＂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趋势的影响,我国商业银行传统的资产负债业务受到现实的制约,非利息业务不断上升,对商业银行的经营收入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采用国内11家上市银行1997年至2008年之间的混合数据,实证分析非利息收入与净利息收入之间的波动性与相关性关系,结果显示：现阶段我国上市银行非利息收入波动性明显高于净利息收入,而且非利息收入与净利息收入间具有顺周期性和轻微的滞后性。     

从制度变迁看我国中小银行发展

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角度,以制度变迁为理论出发点,通过对我国中小银行制度安排的历史分析,解释了制度变迁的理论依据,并探究其在中国金融市场化过程中的制度变迁方式及发展思路,试图寻求一种过渡性的非正式契约安排来较好地解决问题。     

基于竞争战略效率的商业银行资源配置优化模型研究

商业银行在竞争战略执行过程中关注的焦点是竞争战略效率。资源要素作为决定商业银行竞争战略效率的基础因素,其配置状况直接影响着竞争战略效率的水平。在竞争战略效率的视角下,文章分析了商业银行的资源构成及其动员,并在此基础上将优化理论引进竞争战略效率研究领域,给出了商业银行的资源配置优化模型。     

公司治理对农村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构建GML指数测度25家农村商业银行2008-2014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剖析公司治理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模型对相关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样本农村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总体明显提高,个体间的增速差异逐渐缩小;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会议频率和自有资本比率的提高对生产率的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但股权制衡度和市场份额的提高不利于生产率的增长;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比例和监事会规模的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