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正确"的神话之破解

"立法正确"的神话诞生于近代西方工业化的扩展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以"新国家学说"所主张的形式与内容相分离为理论基础。首先,它主张立法形式的正确性,要么将立法内容交由权力决定,使"恶法亦法"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要么认为内容出自形式,这纵然令人向往,但终究是个"神"的问题。其次,它假定立法内容的正确性,立法者不颁布"卑鄙的"法律,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的立法实践,使这一假定成为彻底破灭的神话。"立法正确"的基本神话,可推出另外两个神话:⑴禁止法官造法和准确把握立法原意;⑵启蒙百姓懂法。同样,这两个神话也是永远不能实现的。文章还探讨了"立法正确"的神话破灭后之可能出路:一是人民的反抗权难题;二是法官如何以理释法。     

浅谈鲁迅小说中的平民化人物形象

本文主要是通过对鲁迅小说作品中人物的分析和论述提出中心论点:“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具有强烈的平民化特征,在他们身上集中地体现出了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识形态”,本文通过小说中平民化的人物形象,分析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中悲剧性的生活,为文中打下一个论述的背景,然后重点对小说中具体人物形象与精神立意进行论述。     

土地征收的法律要件分析

阐述了土地征收是国家土地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我国土地征收的法律要件应当包括三个方面: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给予公正合理的补偿;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指出了完善我国土地征收程序的措施。     

土家族习惯法在保护森林资源中的作用——基于湖北省建始县白云村和天鹅池村的调查

有别于道德和国家制定法,习惯法属于"礼治秩序"的一部分;森林习惯法是其中一个专题,是围绕着森林培育,开发,分配,利用而产生的一系列神话传说,村规民约,物事禁忌等的总和;笔者通过调研发现土家族地区长期保持着高覆盖率的森林面积,这离不开土家族同胞的辛勤劳动,而他们长期奉行的森林习惯法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论述了土家族习惯法在保护森林资源中的积极作用。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基于全球HWP碳库替代减排的责任分担

从“减排能力原则”的视角,依据全球20个代表性HWP生产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效率提升速率设置4个分析情景,使用GFPM模型模拟并评价2010—2030年全球HWP碳库变动和相应的责任分担。研究表明：①技术效率是提升全球HWP碳库水平的重要因素,发达国家若以既定于样本国平均进步速率提升自身技术效率,可以实现2．9×103 TgC的全球碳库增量。②发达国家HWP碳库替代减排的能力较强,应承担76％～97％的责任,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分担仅需发达国家的11％～31％。③美国、瑞典、芬兰和德国是全球HWP碳库替代减排责任的主要承担国,中国技术效率优势明显,其HWP碳库的减排替代将在未来应对气候变化中具有重要的分担贡献。     

人间炼狱中的渡人圣者——论《萨勒姆女巫》中悲剧英雄的蜕变历程

《萨勒姆女巫》是一部因个人过失在无序的世界中丧失身份进而在更高层次上实现道德升华、完成救赎的平民悲剧。米勒开拓性地塑造了一位平民悲剧英雄并表达了积极乐观的悲剧精神,激发了观众的共鸣和心灵净化之感。该剧专注于社会改造和道德净化,力图为陷于生存困境之人提供道德启谕。笔者在总结米勒独特悲剧观的基础上从荣格个体化理论的视角分析该剧主人公向悲剧英雄蜕变的心路历程,阐释该剧现代文化背景下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关怀,挖掘其独特艺术魅力和深刻思想主旨。     

加强和改进教育学公共课实践性教学环节的探讨

作者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和对在校师范生、中小学青年教师的调查，认为加强和改进实践性教学环节是当前教育学公共课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文章分析了实践性教学环节的涵义、特点、方式、功能等理论问题，概括了师范生对教育学公共课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几个具体问题的评价，并提出了拟深入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     

“公天下”思潮与中国20世纪历史

“公天下”思想是中国数千年文化史的一条血脉。孙中山说三民主义皆据于孔子大同思想 ,毛泽东、邓小平都是伟大的社会主义者。从这些历史人物的思想及实践 ,可见“公天下”无疑是 2 0世纪的重要现象。但是 ,一个“公”字 ,含“公”“共”“平”诸意 ,其意既不同 ,其实践结果亦大相径庭。况且任何思想都是双刃剑 ,任何思想可以有开放性也可以有排他性。这些思想实行的结果就使 2 0世纪中国不仅具有独特的历史风貌 ,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内涵与影响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几个悖论

从文学史发展的内在悖论入手辩证地理解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问题,认为中国20世纪文学在努力走向形而上的过程中,却越来越忽略了形而下,也忽略了文学自身,并分析了启蒙与反启蒙、道德与反道德、通俗与典雅之间的诸多矛盾。     

从小康水平全面小康到和谐社会

小康社会不仅应该是一个富裕的社会,而且还是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更应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因此,中国的发展战略必须从原来的非均衡发展转向均衡发展,从原来的单纯经济增长转向综合的发展,并借助于持续的制度创新来缩小个体、群体或地区间的发展差异,让个人或群体的发展潜力得以基本乃至充分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