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与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及其意义,在于协调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之间的冲突,使诉讼制度文明、民主、科学化。比较西方资本主义普通法系、大陆法系两大类型典型国家在设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异同,可以发现这一诉讼制度有不断走向国际融合的趋势。因此,我国有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     

论“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教学中的中华民族认同教育

中华民族认同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归属、向心心理,是更高层次的民族心理认同。中华民族认同教育是贯穿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始终的一条红线,是其实效性的主要表现之一。它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群体对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归属感和向心力;有利于大学生群体抵御民族分裂主义思想侵蚀,自觉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有利于大学生群体正确认识民族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关系。     

中国扶贫70年:基于实现共富的三重向度研究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政府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带领全国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成功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道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扶贫成就。基于实现共富的三重向度来回顾中国扶贫70年的发展历程：在历史向度上,中国扶贫道路经历了救济式扶贫、体制改革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参与式扶贫和精准扶贫等5个发展阶段;在实践向度上,中国扶贫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挥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相结合的政治优势,积蓄扶贫物质的经济力量,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经验”;在价值向度上,中国扶贫70年所形成的“中国经验”为世界减贫理论、减贫事业的发展贡献出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极其重要的世界意义。     

如何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与中国故事——访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凯瑞·布朗教授

凯瑞·布朗是享誉世界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2019年1月,凯瑞·布朗在访谈中谈到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以及中国故事的理解。他主张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为基础,植根中国的传统文化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解中国故事,分析中国政治与全球秩序。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植根于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一部成功的中国故事,就是具有积极愿景的未来的故事,是一个信仰团体的故事,是道德正义的故事;只有植根中国历史与文化,才可以理解并解决中西方的“幻象冲突”问题。     

Improved estimation of a finite population mean based on paired observations

This paper considers an improvement of the customary estimator of a finite population mean under a single stage sampling design when paired data, are available on each unit of the sample. Guided by the well known problem of “corninon mean”, a mixture i.e. a weighted combination of the mean of the principal characteristic and that of the auxiliary (possibly transformed) characteristic is proposed. It is shown that, under some conditions, improveinent (with respect to MSE) over the traditional estimator is possible for a broad range of the values of the mixing constant. An estimator of the MSE of the proposed estimator is also provided.     

共同富裕目标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困境及进路

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研究显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与共同富裕的多元化目标具有内在逻辑的关联性,有助于补齐共同富裕的乡村短板,是引领农民跨越贫困、迈向共同富裕的重要引擎。而拘囿于发展的非均衡性突出、资源有效供给不足、产权结构封闭和治理结构失范等因素的制约,当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整体发展仍较为薄弱。面向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以“飞地经济”为抓手,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着重盘活集体“三资”和扩大产权开放性,加速推动“政经分离”,促进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升级。     

数字资本主义在数字健康领域对公共利益价值内涵的重构

近年来,所有主要的大型消费科技公司都进入了健康研究领域。这种谷歌式数字健康引出一个问题,即在研究中,公共利益如何得以维系?只有将谷歌式数字健康置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中,才能更好地突出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问题。以往的研究通常把谷歌式数字健康框定在一个双重的、不可通约的分析逻辑中,其中：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是对立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是对立的。虽然有助于揭示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潜力,但是这种分析逻辑是有缺陷的,因为它只承认关于公共利益的一种理解。通过借鉴博尔坦斯基和泰弗诺的价值理论分析框架,可以发现：谷歌式数字健康对公共利益的价值内涵进行了多重塑造,不仅包括公民价值(为社会做好事),还包括市场价值(创造更多财富)、工业价值(提高生产效率)和项目价值(创新和实验)以及活力价值(促进生命健康)。如果把治理方案看作是一系列价值准则的组合,那么就可以设计出实现和保障公共利益的治理方案。基于此,提出研究进路：探索和构建更丰富的体现公共利益的价值准则体系,对其进行批判性评估,最终制定出能确保“公民”价值的可行治理方案。     

项目进村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困境与出路

资源下沉是国家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项目进村是主要的实现路径。促进农民共同富裕既是项目进村的目标,也是衡量项目进村运行效果的标尺。通过W村的深度田野调查发现,国家和地方合作通过专项项目资源进村扶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项目引进创富、项目运行共同参与和项目成果共享三种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机制。同时,项目进村运作实践中,由于项目“配套转嫁”、项目悬浮和规划滞后等导致村集体负债风险、村干部信任危机和村庄高质量发展乏力等问题。加强项目进村的机制创新,即赋责、赋权、赋能三个方面的机制建设是扎实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