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下新零售服务供应链质量协同改进的稳态策略

技术和消费的“双升”加快了新零售服务供应链的形成和产生,同时也通过驱动其质量系统的协同改进及动态演化实现持续的发展。本文从创新驱动质量的动态视角,分析创新驱动下新零售服务供应链中多主体协同质量改进的运行机制和动态演化过程,运用演化博弈方法分析构建多主体协同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以此分析新零售服务供应链协同质量改进中各参与主体的博弈策略选择,并利用雅克比矩阵判断其策略稳定性。研究表明：在多元参与主体利益诉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多主体协同质量改进能够保持系统稳定状态;多主体间的质量势差与协同质量改进稳定性呈现出反比关系;良好的质量协同效应、独立的内部监督机制等能有效的促进协同质量改进系统稳定。     

环境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

随着绿色发展成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各地政府推进绿色技术创新成为降低环境污染和提高增长质量的主要途径。为了考察地方政府环境分权和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本文利用非期望产出EBM模型测度绿色技术创新程度,并将绿色技术创新指数引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最后,结合2003-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空间集聚以及邻近地区的策略竞争效应;(2)环境分权对本地和邻地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呈“U型”变动特征,且现阶段并未跨越分权驱动创新的临界点;(3)环境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的交互效应整体为负,环境行政分权、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等不同类型环境分权采取的策略并不相同;(4)区域环境分权产生的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环境分权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更强。     

知识转化如何影响企业标准化能力——技术能力的中介效应

高水平的标准化能力能够提高企业产品和服务质量,引领产业升级。尽管标准具有知识和技术的双重属性,但是企业的知识转化和技术能力是否影响标准化能力的提升还有待验证。研究基于知识创造理论与吸收能力理论,构建了知识转化、技术能力和企业标准化能力的理论模型,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了234家企业数据,并用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数据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内部知识转化有利于企业标准应用能力和标准管理能力的提升,外部知识转化有利于企业标准应用能力和标准产出能力的提升,技术能力在内部知识转化和标准产出能力之间起完全中介效应,技术能力在内部知识转化和标准应用能力、外部知识转化与标准应用能力、标准产出能力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     

基于SRFML-Lift的流程制造产品质量状态监测

对流程制造型企业而言,产品质量状态的监测精度直接影响了企业的生产与运营成本。面对流程工业的多变量监测要求和数据不均衡性,以往研究主要采取局部建模策略或多输出模型,存在特征选择偏差和分类精度不高的问题。对此,本文设计了一种结合SRFML特征选择和Lift学习策略的质量状态监测模型,通过共享不同目标之间的信息以期提升模型的监测效果。首先,根据ReliefF过滤机制,引入重采样赋权思想对工业特征的选择过程进行优化(SRFML);然后,将选择结果作为Lift学习框架的输入,通过类属属性学习方式重塑各待监测特性的特有关联属性;最后采用多个SVM分类器进行训练,得到各目标的质量状态结果。结果表明,本文构建的SRFML-Lift充分学习了原始特征的关键信息,与其他组合策略相比,对质量状态的监测效果更佳,可应用于流程工业的生产管理实践。     

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生产与实践路径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选择。民族社会结构的存在和发展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可实现的行动空间及空间生产基础,运用空间生产理论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生产与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即各民族交往的物质空间生产是基于共同利益与互惠发展的经济交往、各民族交流的符号空间生产是注重共有价值和情感寄托的文化交流、各民族交融的精神空间生产是强调生活互嵌和共生体验的精神交融。基于此,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路径应是推动民族地区经济交往,构建以平衡互惠为原则的多民族经济圈;促进民族乡土文化交流,发展以情感共鸣为重心的乡村文化中心;深化各族群众生活交融,规划以结构互嵌为内核的社区公共空间。通过上述路径,达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目标。     

乡村治理中的体制性空转——基层形式主义的成因与破解

基层形式主义成为困扰乡村工作的顽疾。长期以来,农村基层工作遵循“事本主义”逻辑,国家在基层领域以有限的形态存在,基层具备内生秩序生成能力,形成诸如“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矛盾化解方法。近年来,随着“三农”工作的总体形势变化,基层工作越来越大程度地纳入到国家统一治理的范畴,乡村治理活动的制度外空间被压缩,乡村治理逐步进入到体制化管理。乡村治理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一方面消除了体制外运作的不规范现象,同时也带来了基层形式主义弊病。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不是要回到传统治理方式,而是要寻求乡村治理体制与乡村治理需求的再次匹配。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对刑事责任的扩散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刑法中的罪责并改变了个人责任的基本概念。对于人类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系统之间的合作,要在个案中详细地审查：机器如何参与决定的作出,人类的行为空间如何发挥作用,以及个人的罪责是否被阻却或至少被极大地减轻。完全或在部分范围内让机器作出决定,会对罪责概念以及进一步对刑事责任产生许多问题,包括过失犯的预见可能性、客观归责、不当行为的可证明性等。在刑法上进行新的调整可能是有必要的,这涉及罪责、可归责性、可证明性和量刑,同时必须寻找刑法以外的其他解决方案,以持续防止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系统对刑事责任的扩散。     

新型村集体经济何以带动乡村共同富裕？——基于ANT视角的分析

促进农村农民的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和难点问题。以山东省代村为例,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解构了新型村集体经济异质行动者网络转译过程,剖析了村集体经济推动村民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发现:新型村集体经济发展推动村民实现共同富裕过程,是以乡村政治精英领导的村“两委”班子为关键人类行动者和土地、房屋等非人类行动者,通过行政征召、专家征召、文化征召等方式推动行动者网络形成与发展,并不断破解村民的异议与矛盾,从而达成利益联盟,构建稳定行动者网络的动态发展过程。以村民利益为核心的集体经济发展思路和村干部说服性治理工作逻辑在矛盾化解、争取村民信任与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型村集体经济进一步推动了村内民生保障体系建设;通过公平利益分配、文化权益保障等方式实现了村民物质富裕与精神文化富有。     

“城乡共富”:“共同富裕”的内涵要义与实践遵循

“城乡共享”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实现的重要条件,“城乡共富”是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的核心要义,两者构成了“共同富裕”实现的理论基础。我国在“共同富裕”内蕴逻辑的主导下,沿着“城乡二元 城乡协调 城乡融合”逻辑遵循,建构了“以农促工 工农互促 城乡共富”的“共同富裕”战略,推动“城乡共富”程度递进发展,但在经济基础、消费服务、现代化设施、公共福利等领域尚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城乡相对差距,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塑造农村“富裕”的内驱能力;以“城乡融合”为向度,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催生农村“富裕”的外部动力,推动“城乡共富”迈向更高台阶,扎实推进,实现“共同富裕”。     

国家治理中的第三次分配:美国镜鉴与中国道路

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迈入新阶段的当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将第三次分配划分为强政府大社会、弱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小社会、弱政府小社会4种实践模式。美国第三次分配建构起了弱政府大社会实践模式,以社会主导、政府监管、政治中立为主要特征。工具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文化、组织、制度及技术“四位一体”的逻辑理路。隐藏在工具理性外衣下的阶级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失败教训,在阶级理性思维影响下,社会“私”的方面被放大,形成了以捐赠者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中国第三次分配是先富带动后富、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它深嵌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第三次分配不能照搬美国模式,需要在充分吸收工具理性和摒弃阶级理性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塑造强政府大社会模式,将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制度体系,增强第三次分配主体规范性,加大第三次分配激励力度,完善第三次分配监管体系,持续并高度关注贫困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