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群结构的多市场产业竞争关系研究现状及展望

从网络拓扑视角研究多市场产业中的多点竞争行为及其绩效是对动态竞争相关领域的重要扩展,而社群结构分析是将网络宏观拓扑特征与厂商微观行为相结合的重要手段。本文综述了已有的多市场竞争关系复杂网络建模思路,以及基于不同建模方法的社群结构分析方法,并探讨了多市场产业竞争关系的社群结构研究可能的发展方向。     

布赞的国际体系理论析论

在诸多有关国际体系的探讨中,巴里·布赞将世界历史与国际体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路径极具特色,他对国际体系的界定,对国际体系内容的阐释,对国际体系演变状况的分析,对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关系的认识,拓展和深化了人们对国际体系的认知.     

新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研究

社区作为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基础平台,社区的发展直接关乎到城市的发展和居民的生活,传统的社区管理方式和水平已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亟需创新。新疆要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创新社区治理模式是必然途径。文章基于对乌鲁木齐市部分社区的调研,在新的思维模式和视角下,从理念、战略、技术、人才队伍四个维度思考,探索构建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国内外先进社区治理模式的观照及启示

自20世纪80年代社区概念引入我国以来,社区的和谐建设与发展问题相继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原有的社区规划模式和方案已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社区建设实际的需要.为大力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比较分析国内外现有先进社区的治理模式,探索创新更为适应我国当代社区发展实际的治理体制机制,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东北亚区域安全:困境、价值与前瞻

东北亚安全困境的成因是复杂的,可从国际体系、地缘政治结构、国家战略等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分层梳理.实现东北亚区域安全,对国际社会和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进步,对地区共同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发展利益,具有战略意义.安全前景值得期待,但必将经过艰难、长期、痛苦的多次博弈.     

学习型社区发展趋势与对策初探

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使社会的生产要素重新组合,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生活组织方式,学习型社区的内容也不断发展、拓宽。明确学习型社区的发展趋势,分析存在的问题和探求对策,有助于完善以社区为基本单元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使社会与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有助于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自身发展。     

基于绿色廊道的宁波城市社区生态景观优化设计

绿色廊道研究包括分类、生态功能和现实意义等三个方面,其与城市社区的关系尤其密切。宁波作为一个沿海开放城市,社区的生态景观建设正处于蓬勃发展期,“绿色廊道”作为其内部生态景观优化设计的“脉络”有其现实意义,因此,应从绿色廊道三种类型在社区内部的架构模式、发挥的生态功能、架构模式创新及实际意义、培养居民生态意识及增强主观参与性等方面进行设计。     

"社区"及其相关概念辨析

社区、社区服务、社区管理等概念,目前在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使用频率都很高,但是却存在着不少歧见。“社区”是相对于“单位”和“政府”而言的,而不是相对于“社会”和“社团”而言的。“社区服务”包括具有福利性的社区福利服务和具有经营性的社区社会化服务。“社区管理”中必须认真处理好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相互关系。     

国家公园体制及其社区治理体系的优化——基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经验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完善自然保护区治理体系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构成。国家公园的设立、建设及运行与公园社区生产生活有着密切关系,公园社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公园内的资源,公园的运行、管理和保护工作又与社区活动分不开。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设立和运行有效统筹了自然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利用,新体制也面临保护与发展、人兽冲突和地方保护主义阻力等诸多张力问题。如果不能科学合理地协调好这些关系,不仅会影响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保护成效,也会制约公园社区发展,甚至导致和积淀更多社会矛盾。为有效应对这些问题,协调保护区和社区的关系,提升国家公园体制的综合效能,需走中国式生态现代化道路,从国家公园运营、公共管理、共治机制、基础设施和保障保险5个方面不断优化公园社区治理体系,促进保护区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综合而言,要优化国家公园体制及其社区治理体系,需从顶层设计和基层制度实践两个路径进行优化：一方面可从顶层制度设计上构建起“生态现代化”的均衡模式,另一方面可从基层制度实践中提炼出“补贴补偿+保障保险”的均衡模式。     

“挑大梁”还是“搭把手”:中坚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甄定

在推动组织振兴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的叙事中,中坚农民群体被寄予厚望,然而其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甄定仍需实践验证。基于皖东南H县X镇的个案分析表明,特定乡村治理场域下的惯习(隐性文本与行动逻辑)、资本(有限优势与转化屏障)、位置(在任者的惯性与新进者的策略)导致村两委选举结果与中坚农民“挑大梁”的预期出现背离,而中坚农民以“搭把手”的方式深度嵌入支农项目建设却释放出善治效应,使其成为项目落地前的公意维护者和项目建设中的协调转圜者。在异质化特征明显的当代中国农村,中坚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究竟应该“挑大梁”还是“搭把手”,似乎也不该定于一尊,需在政策层面赋予中坚农民三重空间:一是把工商和农民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确保获利空间;二是优化政策体系实现对中坚农民的全链条开放与吸纳,给予其决策空间;三是引导中坚农民的行为趋向超越单一的村干部竞聘与经济示范引领,更多拓展至村庄公共秩序领域,从而在乡村治理中壮大其行动空间。总之,中坚农民参与治理的角色功能不应该也不可能整齐划一,地方政府不必强行将其推向幕前,而更应根据治理场域和场景精准设计其嵌入方式的同时打破制度性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