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比较文学”专业研究性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当前高校＂比较文学＂专业教学存在着教材繁多、内容庞杂、学术水准低、创新性差等问题,其原因在于传统讲授式教学垄断课堂。开展研究性教学,既可突破当前＂比较文学＂教学瓶颈,也能有效培养大学生的研究能力、创造能力。     

中国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的比较研究

对中国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现状、产生原因和对策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比较研究发现：就贸易摩擦现状而言,两类贸易摩擦的增幅、涉及金额与产品类型、征收反倾销税的比例以及贸易摩擦的主要形式和领域不同;就贸易摩擦的原因而言,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制度缺陷、限制性条款的影响、中国威胁论和贸易保护主义是产生两类贸易摩擦的共因,至于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还有其独特的成因;就贸易摩擦对策而言,从宏观政府、中观行业与微观企业角度探讨了两类贸易摩擦的共同对策,并对每类摩擦提出了不同对策。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多元文化语境对比研究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比较研究离不开多元文化语境和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文化与文学翻译不仅受制于源语文化语境与原作者文化背景,而且也受到目的语文化语境和译者文化意识的制约。因此译者主体性体现在选取合理的翻译策略来协调两种不同民族的文化,从而实现世界文化互动与交流。     

工作—家庭平衡问题国际比较研究

＂工作—家庭＂以及＂家庭—工作＂两类冲突成为影响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因素,工作—家庭平衡问题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新理论,而我国在此方面的研究起步晚,研究成果少,有必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有益经验,以推动我国对此问题的研究和实践。通过对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在学术研究、政府政策、企业实践三方面进行国际比较,得出：要重塑社会价值观,形成政府、企业、员工＂工作—家庭平衡＂共享新理念;政府要设计良好的家庭照顾福利、弹性工作制、幸福家庭政策等工作—家庭平衡制度;企业应培养良好的工作—家庭平衡的组织文化;员工应树立工作—家庭平衡新观念。     

俄罗斯比较教育研究发展中的阶段性特征探究

自1857年俄罗斯民族教育家之父乌申斯基发表<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一文以来,至今俄罗斯比较教育研究已走过150余年的发展历程.学者们在对各国教育进行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就研究的单位、主题、范式等方面都建立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成为世界比较教育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也为世界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西传统节日的文化差异与社会认同

为增强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社会认同和跨文化传播竞争力,通过对中西传统节日起源与形成差异的梳理和中西文化差异的对比分析,认为西方传统节日大多是建立在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文化基础之上的,具有较强的普适性和跨文化移植性;而中国传统节日主要源于岁时节气,具有极强的世俗性及泛神性。这种起源与形成差异成为传统节日跨文化交汇与移植、尤其是中国传统节日跨文化向西方移植的障碍。要使中国传统节日具有跨文化传播的普适性,必须对其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造,包括对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土壤进行改造,并赋予传统文化崭新的历史内涵。     

中澳跨文化心理体验的差异性研究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演进,中澳跨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中澳人民在跨文化交流中有哪些心理体验,文化心理差异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如何创造更加适宜的异文化环境,如何促进跨文化交流的和谐,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从中澳跨文化交流项目的第一手资料入手,对比分析中澳两国人的文化心理差异,并对中国文化进行一定的审视与反思,使中澳双方在多种文化价值观的碰撞中体认彼此的文化,重新定位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为不断增加的跨文化交流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中美教师效能感评价比较研究

教学是教师的核心任务和主要学术职责。教师效能感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对其能有效地完成教学工作、实现教学目标的一种能力的知觉和信念。它直接影响着教师的整体教育教学水平和学生的学习效果,是促进教师评价由外在指标向内外指标整合转变的关键因素之一。通过文献分析,对中国和美国教师效能感评价的发展历史、测量工具、评价体系进行多层面的对比,探讨其转化和发展的过程,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对拓宽教师效能的研究途径和提高教师评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对王翔著《中日丝绸业近代化比较研究》的评介

王翔著《中日丝绸业近代化比较研究》一书,通过对中日两国丝绸生产和贸易发展历程的比较研究,为中日两国在近代史上的不同命运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是近年来关于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的一部力作。     

Changing expectations: the impact of ‘child protection’ on Irish social work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who has worked as a social worker in both Ireland and the UK) contends that there has been an uncritical importation of expecta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from the British system into Irish state social work. In the area of child and family social work this has been most marked by the int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child protection’ as the dominant discourse. Yet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exist between Irish and British social policy, differences that are reflected in the structure, nature and culture of social work services. Some of the histor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welfare systems are explored and three core features of modern Irish social work with children and families are identified. Possibilities for recreating Irish social work in discourse and in practice are suggested, particularly around the notions of certainty/uncertainty and the potential for linguistically based frameworks for prac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