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中国古今方志与编修

本文论述了我国具有优秀文化传统的地方志的起源、历代方志的编修及发展概况，对各代主要地方志编纂成果进行了分析评估，指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适应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要，继承发扬祖国优秀文化传统，在全国掀起大规模的编修社会主义新地方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特点和意义     

施蛰存与《外国独幕剧选》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施蛰存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合作,历时十一年主编了六集<外国独幕剧选>.其间经历了复杂的人事变动和市场沉浮,施蛰存默默肩负起这项艰难浩大的文化工程,以独特的艺术眼光挑选外国独幕剧和译者,又以精细周详的编辑思路和策划方案使得这套书获得生动美丽的面孔.他晚年的编辑活动.既延续了其早期文学期刊编辑活动的思路,同时又融入新的时代元素.     

异文词汇研究与《汉语大词典》编纂——以《世说新语》和《晋书》异文词汇为例

异文研究在文字、音韵、训诂、词汇、语法以及版本校勘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对汉语史的研究意义重大。论文以《世说新语》和《晋书》异文词汇为例,说明《汉语大词典》在词条失收、书证滞后、例证断裂、义位遗漏等方面的不足。     

论乾嘉时期对《史记》的评论性研究

乾嘉时期,由于文化总结意识的增强,对《史记》的研究呈现出新的景象,评论的角度也渐趋多样化。乾嘉学者从编纂体例、思想内容、叙事风格等几个方面对《史记》进行了评论,反映了乾嘉时期的史学批评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无疑符合“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的史学批评原则。     

《玉台新咏》编纂时间再讨论

《玉台新咏》编成了萧纲作太子时，编纂目的是提倡艳体诗风以与故太子萧统抗衡，但由于宫廷政治斗争的原因，受到萧衍的批评后，故又命徐陵重新扩编，唐人所说“大其体”是有理由的。《玉台新咏》的编排体例是按已故作家和存世作家编辑成书，因此已故作家中卒年最晚者与存世作家中卒年最早者的时间间隔就应是本书的编辑时间。据此，通过对各卷作家生卒年的排比，最终证明《玉台新咏》只能编成了中大通四年至大同元年之间。     

从《文传》的集成性质再论《逸周书》的编辑

《文传》是《逸周书》第25篇,其内容与《周书序》不完全吻合,从论证《文传》的集成性质,并结合《逸周书》中《文传》、《五权》、《大匡》、《大开武》、《酆保》、《和寤》、《小开》、《文政》等篇广泛存在的集成现象,可看出:《逸周书》中的集成文字是汉代刘向重新编辑残存《周书》45篇的结果。     

中国古代诗歌选本的承传

中国古代诗歌选本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三条线索中:一是分类选编的承传;二是分体选编的承传;三是分人选编的承传。古代诗歌选本的承传,为诗歌选本发挥欣赏、批评与文献传播的多方面价值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英汉、汉英双语词典的编纂与研究历程

我国英汉、汉英双语词典的编纂事业已经走过了近200年的历程。这一漫长的历程可分为4个阶段,各个阶段的编纂工作都为这一事业提供了经验与教训,为我国英汉、汉英双语词典的编纂与研究做出了贡献。综述这一历程各个时期的发展情况,希望对这一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有所推进。     

论体裁语言研究对辞书编纂的意义

汉语史的研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对以某一体裁为中心的语言研究则往往被人们忽略.体裁语言研究的严重滞后,直接影响了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使其在收词、立项、释义、举证等诸多方面出现疏漏.在研究中以敦煌书仪为例,以《汉语大词典》为参照,从词目收载、义项设立、词义解释、书证列举等方面来探讨体裁语言研究对辞书编纂的意义和作用,对解决这一问题可起到一定的作用.     

清末刑法典编纂体例和结构的变化

清末刑法典编纂体例和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由以刑为主、民刑不分、诸法合体 ,走向民刑并重、刑民有分、诸法分立并以专门规定犯罪与刑罚为惟一内容 ;由刑事程序法与刑事实体法的合典编纂 ,到刑事程序法与刑事实体法的分立成典等等。这种变化 ,直接导致沿袭几千年的以刑事法律为主体的中华法系的解体 ,使中国法制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并对以后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刑事立法、司法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