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两宋道教史学编纂研究

道教史学编纂肇自魏晋,其发展大势,则自隋唐两宋始。此一时期,除教士外,教外士宦亦积极参与其中,推动史著大幅增加。同时,道教史家打破了魏晋单一的由私家完成的编纂模式,御制、奉敕编次、私家撰修等编纂方式的出现,使史学编纂呈现多元化特征。弘扬道教;维护统治秩序;参与、记录儒释道间的融合与冲突以及促进道教史学的建设,构成其编纂旨趣和目的。隋唐两宋,道教史学编纂渐趋成熟,这种成熟也是中国道教史学迈向繁荣的表现。     

论编辑活动的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理论的核心在于以交互原则取代主从原则,以对话取代独白。以主体间性理论观照编辑活动,即编辑、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共在的主体间性关系。编辑的本质在于主体间基于交往的平等对话,编辑角色应定位于这种多元对话的策动者、组织者、生成者与建构者。     

《释名》性质新论

《释名》是一部性质颇有争议的著作,概括起来主要有5种观点：训诂著作说;声训著作说;词源学或语源学著作说;理据著作说;百科全书或语文百科综合词典说。这些观点都抓住了《释名》某些方面的特点,具有不同程度的合理性,但是又都没有抓住《释名》的实质,定性均有欠准确、欠科学之处。我们在评判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释名》是以声训推源为主要方式,以义训、形训和直陈等为辅助方式,以揭示词的理据为目的的词汇类编。     

法学向度的民间习惯调查与汇编

民间习惯调查与汇编是法律发展的一个资源性要素。在法制史上,很多国家都曾进行过规模宏大的习惯调查。通过习惯调查,立法者可以充分认识法律制度运作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司法者可以得到适用习惯解决纠纷的第一手材料。因此,立法者和司法者均有可能成为习惯调查的推动因素;学者是习惯的理论加工者,更是习惯调查的主力。语言沟通和民间权威的崩解是当前习惯调查者面临的两大主要障碍。     

《史记》体系再考察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史记》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一个问题,即不以司马迁本人的认识来解读《史记》,而是将后人的某些“程式化”的认识强加于其书。文章试图以司马迁本人的史学思想为指导重新对《史记》作一考察,以还原其本来面目。     

科技期刊英文文摘的编译探讨

分析科技期刊英文文摘编译中常出现的问题,探讨如何通过编译恰如其分地反映原文献的逻辑结构和论文思路,准确阐明其主题、论据及论证过程。     

基于普查的抽样框编制方法探讨

能否在普查的基础上科学编制抽样框是在我国统计调查方法体系中能否真正确立普查的基础地位和抽样调查的主体地位的关键。抽样总体单元与目标总体单元的一致性,有效辅助信息最大化与费用最小化的均衡性和具体操作的实用性,是编制优良抽样框的基本要求。基于普查的抽样框编制方法路径为:第一步,抓好源头,打牢基础,编制好基础抽样框;第二步,实况连结,具体处理,编制好操作抽样框。     

也谈《辞海》的编纂问题--与王震先生商榷

中华书局编纂<辞海>始于1915年,历时20多年,于1936-1937年出版.期间数易主编,分别为徐元诰、舒新城、沈颐、张相,参与其中的编辑人员前后达百余人.作为一部综合性的大型工具书,<辞海>是中华书局在近代著名的文化工程之一,也是书局同人集体努力的结果.因此,王震先生认为舒新城一人"三次挽救了<辞海>",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中国数学史教程》的特点和教学要求

阐述了编写《中国数学史教程》的指导思想和选编原则，指出它具有阐述中国数学史发展的总进程与介绍重要数学著作、阐述中国传统数学思想方法与对比近代的符号算法、突出师范的教养性与教育性、重视理论性与趣味性、重视数学史基础知识的讲解与学生的练习等相结合的特点．说明了使用本教程所需要的教学时间，以及教学方式、方法和具体的教学要求．     

清华简编纂活动中的编辑学解读

通过一个普通科技期刊编辑的视角，以仰视的心态，对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编纂活动进行了编辑学的解读。研究了编纂活动的思想性，总结了文化创新之处，归纳出加工整理的科学性，弄清楚释读隶定工作的学术性，确信该书简将成为研究了解先秦文化的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