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文学论:以向阳湖"五七"干校为中心

将干校文学划归"文革文学"和"反思文学"的文学史叙述范畴,自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对于具体鲜活的干校文学文本来说,却是一种无意的遮蔽.通过文本细读.深入干校文学文本,可以发现干校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进而揭橥当时作家的真实心态及其转变过程,对干校文学的评价应该以"真实"作为第一标准,干校文学创作及其研究尚有不小的空间可供开拓.     

从范式转型看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研究

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即民国时期、新中国十七年与20世纪80—90年代,其中出现过两大批评范式,即心理学批评范式与政治批评范式。心理学批评范式肇始于20世纪20—30年代,是民国时期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的一股重要潮流。新中国早期,文艺批评界将英美乃至西方现代派文学一律贬斥为“反动”、“颓废”、“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文学,政治批评范式由此诞生,并出现了第一次范式转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爆发的现代主义文学大论争是两种批评范式所代表的不同学术理念和价值取向所表现出的公开对立状态,而90年代批评界“话语上的改口”是第二次范式转型的标志。在两次范式转型过程中,学术话语的历史传承与“话语平移”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而当下对英美现代主义文学评价的“合法化”状态,是学术研究的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经典意义生成与阐释范式——试析《论语》阐释范式的流变

《论语》意义生成与阐释范式的流变密切相关。学术思潮的更迭,形成不同的理论眼光,阐释范式也随之变迁。由古文经学之考据训诂到玄学义理,由援释入儒到理学识断,由自家心得再变为精审考据,由今文经学之微言大义到援引现代学术思想释经,在不同阐释范式的作用下,《论语》的意义疆界得以不断拓展。不同时代的意义阐释,建立起《论语》的意义与现实需要之间的历史关联,赋予《论语》对当下社会的话语权。由此,《论语》的经典地位被逐渐建构起来。     

钱学森科技创新思想研究(下)

钱学森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运用矛盾论、实践论、系统论的观点,创造性地建立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它揭示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情况,其内容几乎囊括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全部知识。钱学森实现了从科学认识论向科技认识论的跨越。他创建了交叉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此外,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方法。     

亚洲传播研究的蓬勃发展与未来：中国视角与日本视角（上）

中国学者与日本学者就“亚洲传播研究的蓬勃发展及未来”这一问题进行对话,其中的问题包括：亚洲传手轻研究蓬勃发展的情况如何？为什么亚洲传播研究者尚未终止欧洲中心传播范式的统治？亚洲传播研究的目的与意义何在？哪些亚洲本土文化概念可以为亚洲传播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如何评价亚洲传播研究？     

俄语同义聚合的制约因素探析

无论是俄语同义词在俄语词汇体系中,还是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在语言学理论的研究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聚合关系的角度对同义词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语义、修辞、交际三个方面都影响着俄语同义词聚合使用。在言语交际中,同义词也具有线性的聚合特点。     

基础研究的认识嬗变与后危机时代的科学政策

后危机时代,基础研究进入国家科学政策的中心。生产卓越的、有影响力的科学知识产品是当代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特征,寻求基础研究的现实作用和社会意义是政府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的重要理论预期。虽然基础研究的外延仍在不断扩展,基础研究所展示的研究范式仍在不断演变,但基础研究不断地被赋以目标、战略、解决危机等诸多新的价值判断却已经成为政策界的共识。同时,＂基础研究＂作为边界概念所保护的科学价值仍然是科学精神的关键所在,也是在制定科学政策过程中政府与科学共同体最需要保护的内容。     

科学发展观与大学生的人生观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大学生的人生观教育提供了新的思想方法。发展观与人生观有着内在的逻辑契合．科学发展观既是正确人生观的反映和逻辑必然，又有助于个体在实践中校正自己的人生观。     

后发优势论研究视角的冲突与拓展——对后发优势范式的评析

后发优势论创立以来,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并形成了一定的范式。但其对潜在的后发优势和现实的后发利益的分析,在研究视角上存在冲突;并且,在中国学者将后发优势论运用于地区层次后,国家层次的后发优势与地区层次的后发优势也存在研究视角上的冲突。应拓展传统后发优势论的研究视角,从整体区域经济发展角度来研究后发优势,以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现有的后发优势,并更好地预测将来的后发优势。     

Sub-replacement fertility in national populations: Can it be raised?

This paper comments on the four main functions demographers perform: fact-finding, analysis, prediction, and policymaking. Successes in the first two of these are counterbalanced by weakness in predictive ability. The focus of the comments, however, is on policy. Demographers were influential in promoting efforts to lower very high fertility but are ineffectual in proposing policies that could reverse the tendency of fertility to sink well below replacement levels. The paper argues for a break from exclusive reliance on the standard measures of modern welfare states intended to raise fertility and urges exploration of radically new approaches. Two promising innovations are briefly outlined: one would give the right to vote to all citizens regardless of age, the voting right of minors being exercised by parental proxy, and another that would reform state-administered pension schemes by arranging a direct transfer of working children’s mandatory contributions to social security funds to their retired par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