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道德原则探寻

高等教育大众化有其自身的价值预设,这种价值预设需要道德原则的引导。伦理作为一种软约束力量,对个人与群体的作用效果显然是不够的,它缺乏强制性。把相对抽象的伦理要求、道德命令具体化为群体成员所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可操作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形成一种伦理制度,它就具有群体性、他律性与强制性的特点。因此,从道德这一维度入手,我们需要重新构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伦理基础,这种伦理基础就是以教育公平、教育正义原则为圭臬,以人道主义与共享原则为内容,以个性发展原则为最终目标,这些原则的和谐统一就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伦理品质。     

从会计基本原理的角度解释审计重要性水平的确认问题

在目前的审计理论中,对审计重要性水平的确认体现在报表层次和交易账户余额及认定层次两个方面,但在审计实践中,对重要性水平的理解和确认还存在疑惑。由会计基本原理可以证明,确认报表层次重要性水平可以只考虑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而且确认一个重要性水平即可。此外,报表层次的重要性水平只需在资产负债表中进行分配。     

政府话语权：流失、分散与重构——基于微博的考察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已经来临,成为影响政府话语权的重要因素。政府掌握着网络话语权的主导权,但由于民众权利意识觉醒、政府信息公开程度较低、政府难以及时回应、政府信息的发布“不接地气”等使得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不足,网络话语平权使得政府话语权被分散、流失。政府在网络话语权的争夺中要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正确对待网络言论,打击与疏导并重,建立政务微博运营团队,转变对话方式,将单向传递改为多向互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民众疾病的医药救济——以四川省为中心的考察

从政府政策定位和收费情况来看,抗战时期公立卫生机构开展的疾病治疗是一种政府补贴性质的福利医疗,与私立诊所和医院营利性质的医疗活动有本质的区别。在公共卫生事业初创时期,疾病治疗具有让民众尽快认识、信仰卫生工作的独特作用。尽管战时四川公共卫生机构在民众疾病治疗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受制于多种客观历史条件和抗战这一大的政治环境的制约,战时民众疾病治疗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和民众的需要。     

基于社会最不利者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战略

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应当具有＂社会最不利者＂的视角。社会最不利者视角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重要元素现代化——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一种改革战略方向：首先,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管什么＂应该从社会最不利者的角度来定;其次,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怎么管＂应当让社会最不利者清楚明白;最后,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管得怎样＂应以社会最不利者满意为基准。     

公共图书馆政府信息获取调查分析

文章以湖南省公共图书馆对读者的政府信息服务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读者在公共图书馆获取政府信息的现状,从而分析出图书馆在政务信息公开中的作用,进一步探索公共图书馆提高读者服务效率的新方法。     

政府信息沟通存在的障碍及其创新路径——基于群体事件的语境分析

近年来,随着群体性事件数量的不断攀升,破坏性也与日剧增,已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亟需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来治理从而改善和维护政府的公共形象。然而,由于信息沟通机制的不健全,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沟通梗塞,使得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成效深受局限,而通过再造政府内部体系以及拓展外部沟通渠道的“双维”路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政府处置群体性事件理应具备的沟通能力。     

汉代官吏的经学化及其经学刑德观的形成

两汉时期,随着儒家经学的发展,在以经治国的影响下,汉代士人和官僚不断晓习儒经,由此开创了汉代官僚集团及汉代政治文化经学化的格局。这对实施经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实践创造了条件。在经学的侵润和熏陶下,汉代官僚的经学刑德观也不断渗透到汉代政治与法律体系之中,推动了汉代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经学化。它使儒家经学刑德观成为封建法律的灵魂,对汉代及其后世的立法、司法和狱政等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障碍与对策

我国总量扩张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了严重的空气和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已经不可持续产业结构升级能为经济发展释放新的动力.详细分析了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中三大产业的产值与就业比例严重不协调、东中西部产业结构差异巨大、工业产能过剩重复建设等突出问题,认为要促使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必须给政府角色重新定位、建立地方政府“绿色的”考核制度和财政体系.     

妇联组织官办性的成因分析:一种路径依赖

妇联作为中国最大的维护妇女权益的群团组织,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而言,应是独立于政府的自治性组织。但当前我国的妇联组织在其运作过程中仍存在着较强的"官办性"。新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可以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该理论认为,制度变迁容易形成路径依赖现象的原因一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二是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影响。妇联官办性的成因从本质上讲亦是既得利益团体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导致的路径依赖,而摆脱官办性带来的制度低效则需要政府和妇联组织的协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