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法中的家庭角色变迁

家庭法是中国法学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已有研究未能正确认识个体、家庭与国家的结构性关系,故未能就其变迁提供具有充分解释力的结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整合便是一以贯之的任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试图依靠家庭法的政治化运作,从家庭入手改造个体,实现同质国家。改革开放打破了这一局面,市场经济促使法律中的家庭成为自我发展、自我服务的角色。与此同时,经济理性对家庭伦理的削弱,也暴露出现代化进程中价值共识虚无的困境。后来法治国家的建设促成了依宪整合的转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新时代的宪法价值共识。在宪法精神的引领下,《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构建了作为公民美德教化者的家庭角色,多维度促进了价值凝聚力,回应了新时代国家整合的价值需求。     

商谈论视角下的宪法爱国主义

很多思想家包括马克思和韦伯习惯于从目的理性来考察人类的自由。哈贝马斯作为后继者,是当代西方学术界最有影响力和最富盛名的破解现代性思想的大家。从"交往理性"和"商谈论"视角出发,他的"宪法爱国主义"理论得以清晰地展现,比如两个实现主体,三对张力关系,在宪法的框架下每个人应当得到三重承认的最佳状态。同时宪法爱国主义理论在实践中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和积极作用,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司法公开的法规范分析

尽管司法公开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热议的焦点,日益受到各行各业人们的热烈讨论,但司法公开首先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深入分析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司法公开的内涵,才是展开其他各种相关议论的基础。对此,从宪法、组织法及司法解释这三个不同的层次和角度,分别探讨与司法公开密切相关的核心宪制结构、影响司法公开规范效力的组织立法缺陷以及司法权力分支本身为司法公开的有效实现所作出的改革和努力。期以一种至少是学理上的法规范释义,透视制度运行当中可能存在的法理想、法不足与法前景。     

《1954年宪法》与毛泽东的宪政思想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1954年,制定了《1954年宪法》——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毛泽东是《1954年宪法》的总设计师",这部宪法是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制定的,他对《1954年宪法》的论述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宪政思想,标志着毛泽东的宪政思想达到了最高峰。这其中既有经验值得我们去借鉴,也有教训需要我们去反思。     

梁启超与康有为的第一次论争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 ,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处于急剧转型的阶段 :以新政体代替旧政体。但是 ,应以何种方式对待旧政体 ,是用暴力推翻还是和平改造 ?应当建立何种新政体 ,是美式民主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 ?在梁启超和康有为之间展开了激烈论争。这是梁启超与康有为的第 1次论争。论争以梁启超的妥协而告终     

论英国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宪政斗争

英国斯图亚特王朝早期下议院与王权的宪政斗争主要体现在确立议会主权和争取法治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主要围绕着财政冲突、弹劾国王的宠臣和争取议会特权等三项内容而展开,实质是解决议会与国王双方的宪政矛盾。第二个方面主要表现为争取司法独立的斗争,实质是专制王权和法治两种本质对立因素的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中等阶层的壮大和货币经济的发展,是这一时期英国宪政斗争的根本原因。     

宪政中国60年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60年的实践,为普遍意义的宪政文明提供了一条鲜明中国特色的宪政建设新路,探索出了一套具有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经验。     

宪政视野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公共服务型政府有三个方面内涵,第一,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法治的政府。把公民的意志通过法定程序组建起来。第二,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宗旨是为公民服务,以公民为中心。第三,公共服务型政府是责任型政府,通过宪法,让政府承担相应的责任,防止无政府状态,促进公共利益。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宪政目标是建立民主政府,法治政府,有限与有为平衡的责任型政府。通过完善现行宪法,重视法治建设理念;建立多元的权力制约模式;做好政府职能定位;扩大公民权利等措施来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论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构建

中国宪法规范和宪法文本之间存在具体差距。中国的宪法是“没牙的宪法”，违宪审查制度的构建就是为了使宪法能够运转起来。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需要超越传统的法制统合的价值目标，将人权保障和法制统合进行结构性整合。     

宪法尊严论纲

在我国宪法序言的最后一段，明文规定了各类宪法主体有维护“宪法尊严”的义务。迄至今日，宪法尊严一词的使用已有浮滥之患，但学界对之研究甚为寥寥。通过对宪法尊严的法理疏释、对宪法尊严的立基眇指细作解读，从而明晰了宪法尊严的基本内涵，即良宪至上，宪法权威，宪法信仰，违宪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