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制衡的中世纪试验——以威尼斯城邦宪政结构为视角

分权制衡机制被学界公认为宪政国家的基本构件之一。威尼斯是中世纪城市共和宪政的代表，其政府由大议事会、元老院、谘议团、总督、执政团、四十人委员会以及十人委员会组成，呈多元块状分立结构。各个机构分别享有不同职权，相互制约与平衡。共和宪政制度使贵族和平民阶层得以共享国家统治权，避免了个人专制的发生，不仅给威尼斯带来了数百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也预示着西方宪政历程由“阶级分立与制衡”向“职权分立与制衡”过渡的基本趋势。     

西方国家政党与宪政关系探析

从近代西方的立宪史来看,政党曾被作为派系斗争的工具或纯粹的市民社会组织,而为立宪实践所敌视或漠视。随着政党国家现象和政党异化现象的出现,通过立法实践和司法实践将政党纳入宪政体制之中遂成为现代西方立宪实践的潮流。从政党与宪政的逻辑关系来看,现代西方国家普遍认为政党不仅是基于公民自由结社的市民社会组织,更因其组织的准国家机构特性和党权的准公共权力性质而在宪政体制中发挥着不同于一般市民组织的宪政功能,理应获得"宪法机构"之公法地位,成为宪政规范的对象。     

在传统与革新之间：麦克法兰史学思想及其影响

鉴于辉格史学传统在中世纪英格兰政治史研究中的进步史观缺陷,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群体人物学等理路的借鉴,麦克法兰重构了“变态封建主义”概念,借此系统分析了中世纪的英格兰贵族阶层、社会政治秩序。这促成了西方学界对传统宪政史学的摒弃,以及对这种新范式的接受,进而对中世纪英格兰的政治史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表现在十五世纪的英格兰和地方乡绅阶层得到应有重视。但麦氏的史学思想也存在诸如“对思想原则的忽视”“严重的史学碎片化倾向”“以国王为中心的史学观”等缺陷,并为后世学者所延续。随着史学理路的革新,卡彭特倡导的新宪政史应运而生。它要求重新审视中央机构的作用,同时从梅特兰的法律史传统中汲取营养。不过,新宪政史也是麦氏影响力的进一步彰显。     

美国宪政民主政治论析

美国的宪政民主政治源于美国殖民时期的传统治理与独立革命,发展于美国建国后的200多年的政治实践中,体现在美国的联邦制、三权分立、两党制的政治实践生活中。其特征主要是:"三步"走的逻辑进路;稳中求变;注重人权的普遍保护。它的价值在于对美国的民主与发展起过推动作用,但自身又存在许多的缺陷与不足。     

变动社会中的俄罗斯宪法法院

俄罗斯宪法法院的最初阶段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并非能够正常地运转。法院不能受理许多案件,只是作为叶利钦立宪的一个机构而已。法院受到总统的一些重大而非决策性因素的影响。在1993年政变之前,法院最初没有举行基础性的选举,也没有对新宪法的实施起重要作用。仅从1995年图玛诺夫开始,法院的这种延伸性作用和职能逐渐地减弱,且专职化和去政治化的作用加强。俄罗斯宪法法院的发展进程可能为中国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论通过法律的宪法实施

通过法律的宪法实施体现为内在的生活方式和外在的社会秩序。宪法文本规定由具体法律落实和实施宪法;法律体系的位阶决定由具体法律实施宪法;宪法的精神与价值辐射着具体法律领域。宪法将其文本规范、价值精神、基本制度和政策性宣言等融合于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行使过程中,且不发生合宪性质疑,宪法就得到实施。     

联省自治运动与民主转型之困境

联省自治运动是近代中国一场追求联邦主义的宪政统一运动,其实质是最终实现中国由帝国而宪政的民主转型。但是与美国等典型联邦制国家相比,联邦论在中国形成了语境错置和语义倒置,地方自治的阙失和民主意识的匮乏,联省自治运动与中国政制传统形成强烈的抵牾,宪政制度的创新并未带来宪政建构进步,反而形成转型困境。联邦制的分权功能难抵大一统的集权功能,难以完成中国的政治整合。联邦制最后成为被放弃的历史选择。     

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诉讼制度探析

宪法诉讼是宪法上的权利救济制度,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是完善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机制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条款同样具有对诉讼的直接效力,宪法诉讼在范围上不仅适用于国家机关的侵权行为,还应当包括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基层自治组织等社会组织乃至公民个人的侵权行为,也即传统的私法领域.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理论体系建设的三重维度

本文在全面和系统地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在《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一文中所蕴涵的重要宪法精神基础上,围绕着习近平总书记文章中突出强调的“加强中国宪法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理论主张,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重维度”出发,对如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理论和如何提升中国宪法学在国际宪法学学术舞台上的话语权进行了细致而周密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是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中国宪法学的学术理念有机结合的具有创新性质的学术尝试。     

公共选择视角下的公共财政决策机制

公共选择理论由公共选择学派建立并发展起来,其理论宗旨就是把政治和市场两方面的人类行为纳入单一的模式。弗吉尼亚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始终坚持严格的＂契约—立宪主义＂,也就是公共选择学派的行动纲领。在当代,公共选择理论已经成为公共财政的理论基础,这就要求公共财政决策机制的运行服从于根本性的＂规则＂的约束,即＂立宪约束＂。这一国际观点对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具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