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大学生炫耀性消费动因分析与引导

在社会转型期下,炫耀性消费以其特殊的消费形态存在。在校大学生是消费的特殊群体,在社会复杂环境的影响下,也表现出对炫耀性消费的强烈追逐。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大众传媒的引导是大学生形成炫耀性消费的外因;补偿心理作用、身份认同驱使是大学生形成炫耀性消费的内因。必须加强舆论引导、营造良好消费环境,加强综合管理、全面开展消费教育,加强自我教育、提升个人消费素养,主动参与实践、养成正确消费习惯。     

隔离房地产泡沫风险————基于住房增值参与证券（HAPN）的设计模拟

住房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具有消费和投资的双重属性。一方面,住房给居住者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要素,满足消费效用;另一方面,住房又可以作为投资品,基于投资者风险偏好,带来短期的出租收入和长期的资产增值收益。这种消费和投资的二重性,在长期内为衍生关系,在短期内却有着内在矛盾。现有住房所有权制度将住房的二重性捆绑在一起,现存住房金融制度通过信贷杠杆更加重了这一矛盾。而这种特性和制度安排对房地产经济的波动起伏具有放大器的作用。为了隔离住房房地产泡沫,可以借助住房金融创新的设计思路,通过住房增值参与证券(HAPN)这种住房金融创新工具进行模拟分析和论证。结果表明,运用住房增值参与证券可以建立住房消费与炒房投机之间的防火墙,隔断房地产泡沫风险,促进住房市场健康发展。     

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家庭城市生活消费的影响--以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为例

基于辽宁省农民工调研数据,采用OLS回归、Heckman两步法和处理效应模型,分析了社会保障对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城市生活消费的影响,并采用分位数回归法进一步考察了社会保障在不同消费水平上对家庭消费决策机制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家庭生活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有社会保障家庭的消费决策明显区别于无社会保障家庭,这主要表现为人均收入、人均耕地面积、户主年龄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等家庭特征对有社会保障家庭和无社会保障家庭生活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经济新常态下农村居民消费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效益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村居民消费意愿影响因素展开实证分析。研究显示,收入因素、公共服务、营销因素、消费观念四个变量对农村居民消费意愿影响显著。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意愿,挖掘农村居民消费潜力,需要从政府、企业、个人三个层面展开。     

土地流转对农户消费异质性影响研究

采用CFPS2012年7000农户数据,利用OLS和Quantile回归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土地流转对不同特征农户的家庭消费存在异质性影响,土地流转和社会保障是互补条件,两者要同步推进才能促进农户消费。同时,土地流转水平和土地流转费用对农户消费具有正向影响。土地流转对消费水平更高农户的影响更大,如果家庭成员有非农户口,将能显著提高低消费农户的消费水平。农户人均收入越高、有家庭成员从事个体私营、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越高、户主受教育水平越高、村庄经济状况越好,农户消费水平越高     

城市化路径、速度偏差与能耗效应——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视角

基于2000-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建立空间杜宾模型,从中国的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路径,以及上述两种城市化进程推进速度偏差的角度,分析城市化进程的能耗效应。研究发现,在5%水平下,土地城市化整体上能够显著增加能耗,而人口城市化整体上则没有显著性的影响,同时土地城市化相对于人口城市化的过快推进也能显著推动能耗的上升。相对于人口城市化而言,土地城市化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能耗增加的主导力量,土地城市化主要通过间接效应影响到能耗,而人口城市化主要通过直接效应影响到能耗。认为,应当优化人口城市化的空间布局,提升土地城市化效率,推动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的协同以及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中国能源“新常态”:“十三五”及2030年能源经济展望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常态"的发展阶段,在未来能源消费、能源强度和碳排放等方面将表现出区别过去30多年的新特征,在此将这些能源方面的新特征称为"能源‘新常态’"。在能源"新常态"的背景下,展望了"十三五"及2030年能源经济发展情况,从节能减排和降低能源消耗强度的角度,利用情景分析法预测2030年前中国能源消费、能源消耗强度和碳排放量。结果显示:在基准情景和节能减排政策措施严于预期的低碳发展情景下,碳排放峰值都有望在2030年前出现。     

农户信贷约束及其福利水平的分位数影响

采用2013年苏鲁两省农户调查数据,运用平均处理效应模型估计出了信贷约束对农户福利水平的平均处理效果,然后运用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估计出了信贷约束对处于不同分位数点的农户的福利水平的分位数影响。研究表明,信贷约束对农户福利水平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其绝对影响随着福利水平分位点的提高而增加,但其相对影响随着福利水平分位点的提高呈现出“倒U型”关系。     

农地经营权强度能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规信贷数量吗？——基于法律-事实-感知维度

伴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地经营权的重要性愈加凸显。由于有较多的转入农地,农地经营权直接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正规信贷数量。产权性质的歧义和权能结构的模糊,使得农地经营权强度对正规信贷数量的影响,关系是复杂的,路径是模糊的。从法律、事实和感知3个维度,理论分析农地经营权的强度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正规信贷数量的关系。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分析农地经营权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规信贷数量的组态路径。结果表明：尽管尚未完善,但法律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已显示出对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规信贷数量的显著作用;由于配套改革的不完善等问题,农地经营权强度的事实维度和感知维度对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规信贷数量仅发挥了一定的辅助作用。由此认为要强化农地经营权,不仅要进一步推进农地经营权的法律改革,还要强化农地经营权的事实维度即保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转入农地的实际权利,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地经营权强度的安全感知。     

支出弹性、消费升级与消费不平等

探究消费升级与消费不平等问题对于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CHIP 2013年和CHIP 2018年数据,结合近乎理想需求系统(AIDS)模型等实证考察了我国居民消费升级与消费不平等状况。研究发现,样本期间中等收入及以下群体的消费处于升级状态;消费不平等呈现下降趋势,且主要源于高弹性商品消费不平等的下降。G·Fields分解结果表明,持久性收入差距是影响消费不平等的最主要因素,且对高弹性商品支出不平等和城镇地区消费不平等的贡献更大,暂时性收入差距对消费不平等的贡献度也相对较高;城乡差距、教育差距和家庭规模差异对于消费不平等同样具有较大的解释力度。因此,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教育差距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对降低消费不平等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