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释的正当性与确定性

法律解释必须兼顾确定性与正当性,在二者之间保持应有的平衡。从理论上分析,确定性与正当性的矛盾运动源于法与社会互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若能抓住此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则保持确定性与正当性即成为可能。而现实中,大量成功的审判实践则可以作为这种可能性的最好佐证。在目前正在进行的司法制度改革中,应注重建立和加强法律解释共同体的内部制衡和外部归责制度,更好地保障法律解释的正当性与确定性。     

从历届辩论赛看辩题策划的得失

分析近年来辩论赛的辩题策划论而不辩现象 ,违背逻辑同一律现象 ,探讨辩题策划的得与失     

全科小学教师培养的实践探索

依据《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和《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为中西部农村小学培养全科小学教师。正确处理全科培养中通学与专精、理论与实践、教师教育课程与学科专业课程之间的矛盾,调整免费师范生政策,吸引优秀生源,发放全科教师资格证书,改善农村教师生活环境和教育生态。     

中华和合思维与和谐文化建设

和合思维是中华和合文化传统的内在精髓和灵魂,与西方注重矛盾思维的传统相比,它以对立和谐与系统和谐为其观测视域和理论致思,体现了独具特色的东方智慧。建设和谐文化和确立和谐思维方式,必须以继承中国传统和合思想为基础,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在继承和创新的历史实践中开创中华文化复兴的新篇章。     

现代化与巴以冲突

从实质上看 ,巴以冲突是巴勒斯坦和犹太两民族现代化的矛盾。这一矛盾表现在三方面 :民族主义目标的对立 ,即两民族均企图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民族独立国家 ;悖论的经济现代化 ,以色列的经济现代化建立在否认巴勒斯坦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之上 ;作为传统力量的宗教与现代化的矛盾 ,进一步加剧了巴以冲突。从长远来看 ,巴勒斯坦问题的最终解决 ,必须以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的现代化权利为前提     

乌江的行吟与歌者的悖论——浅谈安元奎散文创作

安元奎作为当代贵州土家族散文代表作家,其创作多次获得省级重要奖项,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笔者主要从安氏散文中所体现出的文化语境、文化身份、文化心理等具有悖论性色彩这一内部视角进行探讨、研究,试图挖掘安氏散文更深层次上的文化内涵,为乌江文化的积极构建提供一些建设性意见。     

乡村司法悖离官方表达的功利行为及其诱因——以S县锦镇人民法庭为例

对S县锦镇人民法庭2011—2012年间的调查表明:虽然在司法机关的官方表达中,对案件的处理必须要符合司法规范化建设的要求,实现其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统一,但在司法实践中,乡村法官所作出的处理决定既非为了平息纠纷、为民排忧解难,亦非为了实现法治,而是出于自利的目的,在实践中形成了择案而立、调解本位甚至强制调解以及"以结代收"等司法策略,其处理问题、避免麻烦的心态贯穿人民法庭日常运作的始终,偏离了法治和治理(亦即合规范性与工具主义)的双重制度定位。乡村司法之所以出现和官方表达相悖的功利化行为,与其司法制度定位的治理化和法院内部考核管理方式的强行政化密不可分,所受理案件的乡土性也决定其功利化的运作方式,未来亟需综合考虑乡村司法所处的系统性变量对其予以调整完善。     

《马氏文通》的类典型范畴思想——从动字与静字等的关系的论述谈开去

在《马氏文通》的词类体系中,字有定类的前提与字无定类的结论的矛盾一直是遭后人诟病的最大把柄。我们试图从马氏对动字与静字关系的处理入手,通过这部经典著作对词类体系中展示出的矛盾例举发现那些具有现实意义的合理的因素存在。     

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变迁的政治学解读

建国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其中社会基本矛盾判断是居于中心地位的,它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的理论创新,基本矛盾判断成为党执政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更离不开对新时期社会基本矛盾的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随着时代的变化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自身执政的终极目标,向着人的全面解放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迈进。     

冯梦龙矛盾思想及其表征探析

冯梦龙“情教”思想,实际是情教与名教的矛盾思想。他试图苦心营建“情教”理想来取代传统“名教”思想,将自己以情施教的思想体系贯彻在以名为教的社会现实中。冯梦龙情教与名教思想的矛盾,是二者在逻辑起点上的对立和逻辑终点上的同旨,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主要表现在其婚恋观、妇女观、忠孝观和释道观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