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学派标记理论在词素义研究中的应用

标记理论强调无标记性和有标记性,由布拉格语言学派特鲁别茨柯依提出,最初用于音位学和形态学研究领域中。之后,在语法、语义等研究领域中,借鉴了标记理论,对语言机制更深入地加以解释,标记理论也得以进一步完善。语义的基础性研究应从词素着手。词素是最小的音义结合的语言单位。词素义研究中引入标记理论,可以对词素义进一步解读。     

试论关中方言与普通话语的集结运用对文本意义生成的影响——解读《白鹿原》文本语言

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运用大量关中方言为整个小说文本意义的生成过程提供了强有力的话语支撑。在地方方言与普通话语的书写方式及运用手法上,《白鹿原》在小说文本的语言构建方面为当代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内容与形式上的双重典范,同时也使小说文本意义生成的外延尺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在意义生成的深层架构上凸显了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融合。小说文本中关中方言与正式普通话语的有机结合运用使小说文本意义在整个生成过程中具有了独特性、互补性与充盈性。     

论规范化量刑

规范化量刑是对量刑这种司法活动或制度的一种改革,是指使得量刑合乎约定俗成或法律明文规定的标准。规范化量刑不仅要求量刑公正而且要求其具有透明性,这就要求增加控辩双方关于量刑的话语权和将量刑工作纳入法庭审判;做到规范化量刑首先要遵循规范化量刑的必要原则,坚持量刑程序公开、检察监督、罪责相称的原则,其次要采取一些科学合理的量刑方法。只有做到规范化量刑才能坚持科学的量刑观,才能保证刑罚权的正确行使,才能树立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才能实现社会和谐。     

文化在多媒介交互中产生新的文本意义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新媒介和旧媒介不断地开放、吸收,媒介间的交融和互补现象越来越凸显,"媒介间性"得到前所未有的生长,一种崭新的、潜力巨大的媒介生产"意义链"呈现在人们面前。"媒介间性"拓宽了单一媒介的意义空间,不断衍生出新的文化产品,对文化资源的深度加工、再利用和多元生产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易卜生诗歌中的“光”——以《易卜生文集》第8卷中收录的61首诗歌为例

无论是现代戏剧之父,还是诗人易卜生,都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易卜生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更加直观地表达诗人内心丰富复杂的情感,并与其剧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以《易卜生文集》第8卷中收录的61首诗歌为研究对象,将易卜生诗歌中的光分为四种:生命之光、洗礼之光、希望之光和恐惧之光。阐释易卜生诗歌中四种光的内涵和象征意义,并联系易卜生的戏剧作品,探索光的来源和相互之间的联系。     

词汇学视野下与国家名字有关的英语词汇研究

学好英语,词汇量是关键.文章根据英语词汇在构词、喻义、借用等方面的特点,探讨如何正确理解与国家的名字有关的英语词汇的方法.     

《康家村纪事》的组合艺术

高晖的《康家村纪事》出版后之所以引起批评界的关注,是因为它给批评界带来若干新的艺术元素,这些新的艺术元素大体上可以用如下三种组合加以阐释:一是"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的组合;二是"记忆叙事"与"回忆叙事"的组合;三是"形而下意义"与"形而上意义"的组合。     

论徐锴对词义引申的贡献

徐锴对词义引申所做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理性认识方面,承继许慎“六书”说,依据本义和借义的关系对假借造字进行分类,启发清代小学家进一步界定假借和引申概念,理顺二者关系;训诂实践方面,在《说文解字系传》“通释”篇中,有意识地申明大量字词的引申义,并对引申的基本途径有所认识,从而启迪后世学者深入探索,最终使引申成为词义运动的重要理论。     

孔子"辞达而已"的语言学解读

孔子言语简约,一句“辞达而已矣”曾引起后人的极大关注。后世学者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辞达”,见仁见智。就语言的运用而言,“达”指表达、传达,也可指畅达、通达,还可指理解上的通晓、明白;它不刻意求“工”,但也不反对文饰。孔子的言语理论和言语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孔子的“辞达”,绝非单一的传达、表达或通达、明白之意,而是“达其所欲达以期于达”的简略表述;它涵盖了言语动机、方式方法、目的效果等多个层面,蕴含了传情达意、表达流畅、兼求修饰、通晓易懂等多个意思。     

论西方悲剧精神内在延宕的审美特征

西方悲剧精神的审美特征之一显现为内在延宕。内在延宕在古希腊神话中表现得朦胧隐晦且具有象征意味。内在延宕在后来成熟的文学作品中逐步表现得清晰明朗且具有心灵矛盾意味。具体情况大致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直接的心灵矛盾构成悲剧剧情运行主流;一是间接的心灵无所皈依构成悲剧剧情运行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