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数额”与金融诈骗罪的定罪量刑

我国的司法机关在解释金融诈骗罪的数额时,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作为犯罪成立的标准,这与犯罪是对法益的侵害原理不符。根据法益侵害原则,金融诈骗罪中的数额应当理解受害人因被诈骗而损失的数额;金融诈骗罪未遂时的数额,则应当理解为犯罪行为指向的数额。刑法规定,部分金融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最高刑为死刑,这里的特别重大损失应当指犯罪数额以外的间接损失,而不是犯罪数额以内的未挽回的损失。     

法文化视域下“婚内强奸”行为的罪与罚

我国的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婚内强奸"行为持一定程度的默许态度,文章探究这一现象背后蕴藏的法文化肇因,评析婚内强奸行为反对论者的观点,鉴于我国该制度法文化肇因,认为我国刑事立法应该将婚内强奸行为应列为亲告罪并按强奸罪定罪量刑。     

宜严或宜宽：公诉证据标准再议

公诉证据标准应当低于有罪判决证明标准抑或与之保持一致,是谓公诉证据标准的宽严之辩。对公诉证据标准概念的正确理解是讨论该问题的前提。西方国家关于公诉证据标准的规定对我们有所启示,但不宜简单照搬。通过对公诉证据标准宽严之辩的梳理,从公诉证据标准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状况分析,我国应当坚持公诉证据标准与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一致性,同时出于表述上严谨性的考虑,我国公诉证据标准宜适当修正。     

新时期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培育的逻辑理路

"人为什么要有理想信念、我国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是怎样生成的和新时期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核心诉求是什么?"提出这条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培育的逻辑理路,是对当前理想信念教育只强调要"信"、没有解决"为什么要信"和"怎样去实现信"问题的突破。这条逻辑理路,既符合理想信念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又符合人的理想信念培育规律,是当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培育的有效举措。     

关系和谐伦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之外

韦伯把伦理划分为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并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信念伦理。信念伦理要么是神秘主义救赎宗教的产物,要么是出世救赎宗教的产物。中国传统社会并没有真正的救赎宗教,其伦理也非真正信念伦理。中国传统社会的世界观是关注经验世界的,是关乎天地人的政治哲学;关心的是各种关系的和谐。因此,关系和谐伦理抓住了中国传统伦理的本质特征。关系和谐伦理和责任伦理都关注经验世界;但在传统文化意义上,它们是两种不同的伦理。当代社会,随着新的哲学文化的产生,关系和谐伦理和责任伦理呈现了统一的曙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当代青年理想信念教育

科学的理想信念既是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灵魂，同时也是当代青年必备的品质。对青年的理想信念教育，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本内容，构筑层次分明、重点突出，具有较强针对性的内容体系。帮助当代青年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论定罪情节

定罪情节是决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决定构成犯罪的各种情况，犯罪构成事实是定罪的重要情节，但是，还要看其他定罪情节，主要有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定罪量刑。     

对理想信念的再认识

学习邓小平理论关于理想信念重要性的论述 ,认识到理想信念对中国革命以及现代化建设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并就国际、国内的客观事实指出了理想信念的现实性和紧迫性。     

关于定罪三段论

定罪三段论特殊论的主张是错误的,定罪三段论必须遵守三段论的规则。否定式定罪三段论的问题可以通过定义置换方法或推理变换方法予以解决。     

新型受贿犯罪的司法适用——《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评析

"两高"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十种新型受贿形式提出了处理意见。《意见》规定的十种新型受贿形式都是当前受贿案件办理中经常遇到和存在异议的问题,通过《意见》的明确规定,为我国惩治新型受贿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由于受贿案件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意见》对相关问题的规定仍过于概括和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