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tablishing Laws and Policies on Parent to Child Violence in Finland 1965–1983

This study explores perceptions of parent to child violence, the arguments for imposing legal regulation, and the intended objectives of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that led to a ban in Finland in 1983. This qualitative policy analysis examines policy documents alongside expert interviews with professional on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The example of Finland shows that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attitudes and decreased levels of violence towards children can be achieved without the threat of legal punishment, even without specific intervention policies. However, the study emphasises the importance of establishing clear practices alongside altering legislation which has been inadequate in Finland.     

侵权人不明的高楼落物侵权的法律规制

《侵权责任法》第87条对侵权人不明的高楼落物侵权责任的承担进行了规定,具有保障受害人得到补偿、统一司法实践、降低致害概率的积极意义。但是,该规定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不利于社会和谐、容易引发道德风险、预防功能不充分、适用前提不明确等,没有很好地解决高楼落物侵权所面临的困境。采取社会救济、高楼落物赔偿基金、保险赔偿等多种途径相结合的救济方式,行政法、刑法与《侵权责任法》相配合的惩罚制度,不仅可以使受害人得到及时的、充分的补偿,而且可以有效预防此类侵权损害的发生。     

取消民族成份作假考生录取资格的合法性质疑

对于民族成份作假骗取高考加分的考生,教育行政部门作出的取消录取资格的处理,在性质上属于行政处罚,应当遵守《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有关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属于法的渊源,民族成份作假考生的行为不是应当受到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对考生实施行政处罚缺乏事实根据。行政规范性文件无权设定行政处罚,依据有关行政规范性文件取消考生录取资格,缺乏法律依据。有关部门取消考生录取资格也没有遵循《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不具有合法性。     

中国古代录囚制度及其现代价值

创建于中国西汉的录囚制度,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上一个颇具影响的制度模式.录囚制度自西汉创建起被其以后的各朝统治者所沿用,并且在各朝统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制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统治者"慎罪恤刑"的立法思想和司法理念.对它的深入研究,对于中国现今的依法治国、特别是在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大背景下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刑事政策与管制刑改革

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实践具有极强的指导性和影响力。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沿革,我国形成了内涵特定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结合倡导非监禁刑的刑罚轻缓化的时代背景看,这种刑事政策给有着社会化、家庭化、人道化等特点的管制刑营造了难得的改革契机。在下一步的修改完善中,不但需要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来设置管制刑,而且还应当在非监禁刑改革中依法适当扩大适用管制刑。     

古典惩罚伦理学范式的突破——从柏拉图到塞涅卡

塞涅卡立足于斯多亚精神对惩罚现象作了深入的反思,他继承、批判并发展了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惩罚理论,创造出一种特别的惩罚伦理学。他集中批评了惩罚中的愤怒和残忍,提倡理性、宽和、仁慈的惩罚。这种惩罚伦理学是对古典哲学的价值范式的突破:伦理学的最高价值不在于要帮助人获得最高的幸福,而在于让人免受伤害,尤其是免除统治者以公正的惩罚之名对个人的伤害。塞涅卡的这一思想,改变了斯多亚哲学一贯“出世”的冷酷精神,表现出对普通个人的生存与尊严的深切关怀,显示了与现代政治伦理相通的一面。     

缓刑制度研究

我国刑法中的缓刑是以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基本消失为适用前提的行刑制度。虽然刑法界对缓刑制度的性质和地位认识不同,但缓刑制度作为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具有裁量与行刑的双重属性。缓刑作为一种刑罚制度,起源于西方,它的产生是与自由刑的广泛适用紧密联合在一起的,我国的缓刑制度是清末从西方引进的,它是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参考了其他国家的缓刑制度而制定的。它体现了我国刑法的社会性质,又考虑了犯罪分子的具体情况。目前我国的缓刑制度与其他一些国家关于缓刑条件的规定相比,是比较科学的、合理的。它既考虑了犯罪事实的客观因素,又考虑了犯罪分子的认罪态度的主观因素,既考虑了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又考虑了其平时的一贯表现和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能性。     

想象竞合犯之法理探析

犯罪竞合论是刑法学理论与实务上的一个难题,而想象竞合犯因其自身的独特结构所引起的争议更大。正确界定想象竞合犯,不仅可以加深对犯罪竞合论的理解,还可以对刑法中的一些基本理论有更深刻的认识。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想象竞合的本质应为对于单一行为的复数构成要件评价所形成的单一刑罚,处罚后则应采取从一重处罚并适当加重其刑罚的方式。     

论罪刑法定主义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这是罪刑法定主义在我国刑法中最完整的体现,同时它也是我国1997年刑法修订中确立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它废除了沿用18年之久的类推制度。这对于切实保障公民的人权,完善民主与法制,开辟刑法发展的新时代,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规训教育与身份改写——福柯理论视角下的《简·爱》解读

福柯认为,现代学校是一个规训机构,通过组织教育活动进行规训教育。教育领域中权力的运作旨在使学生重塑伦理主体,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在简·爱所就读的罗沃德寄宿学校,所有的学生都生活在严格的规训之下。维多利亚社会规范了女性接受教育的内容,简·爱在寄宿学校获取的知识,保证了她在维多利亚社会找到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知识使简·爱实现了身份的改写,从而使她在经济上得以自立;工作赋予了个体做人的尊严,维多利亚人对待工作总是充满了宗教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