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法中的主客观辩证统一关系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它在我国刑法中表现为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原理 ,具体体现在犯罪构成理论、共同犯罪理论和数罪并罚理论中     

论传统中华帝国的“同罪异罚”思想

通过对贯穿于我国封建时代的“同罪异罚”思想进行历史回顾 ,并对“八议”思想的分析 ,可以看出“同罪异罚”在封建帝国存在的合理性 ,它是传统国家君主、官僚、乡土社会张力作用的要求 ,但“同罪异罚”的灭亡是其历史宿命。     

国民党政府对日处置政策的美国影响

国民党政府在战后结束中日战争状态,实施对日处置的整个过程中都受到当时美国亚洲政策的影响,政策制定遵循美国意志;具体实施随美国亚洲政策的转变而逐渐由减缓到停止;最后在法律上放弃对日处置的一切权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美国的压力。美国给中日战争终结处理造成严重恶果,应负历史责任。     

传统农村民间借贷的运行机制研究——基于村庄治理视角

通过建立完全信息无限次重复博弈民间借贷模型,基于村庄治理理论,研究了传统农村民间借贷稳定运行的内在原因,认为正是村庄治理的两大作用:信息形成和违约惩罚,抑制了传统农村民间借贷风险,维持并促进民间借贷的稳定发展。因此,认为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传统农村民间借贷是一种非常稳定的借贷形式。     

社会学视野下域外少年司法社会控制的路径分析

从社会学理论出发,社会控制作为一种综合性社会机制回应了百年以来发展中的少年司法制度在刑事惩罚、福利之间的理念与对策的调整。福利模式下的少年控制强调少年福利和康复,福利化的社会控制机制主导了少年触法行为或少年保护事件的干预,也在另一侧面显示出作为社会政策的福利政策和刑事政策的有机联系。基于社会安全考量,世界各国对少年触法者采取强硬态度。作为严罚思想的体现,刑罚福利主义思想强调基于康复需要的干预而不是消极的惩罚。通过协作的少年控制强调了社会控制网络的扩大和社会责任的分担,强调与社会化的专业机构协作和社区责任承担。     

刑事法治视野中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指导,刑法理论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的刑事政策观的确立。本文以刑事法治为视角,对我国的刑事政策进行检讨,并进而探讨刑事政策的基本问题,认为在法治社会,刑事政策受罪刑法定原则、罪刑均衡原则与刑罚谦抑原则的限制。     

我国刑罚体系的回顾与前瞻

我国的刑罚体系经历了奴隶制刑罚、封建制刑罚、近代刑罚、当代刑罚,直至发展到现代刑罚。整个刑罚历史呈现出由残暴、落后朝着慎刑、文明的轻刑化方向发展。相较于其他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刑罚体系而言,我国当前适用的刑罚体系在诸多方面仍表现出了重刑色彩。为实现刑罚的轻缓化,需要健全社区矫正制度,提升罚金刑的刑罚地位,并进一步完善资格刑的内容。除此之外,司法上的重视和重刑观念的转变则是刑罚轻缓化的最有效途径。实现刑罚轻缓化,应当做到司法先行,立法跟进。     

定罪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研究

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各有其特征。一般而言，它们性质不同，作用各异；但有些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功能具有交叉性和双重身分性。在同一案件中，两次适用双重身分情节，并非是对一个事实的双重评价。法定情节与酌定情节在影响刑罚裁量方面，具有一致性和功能互补性：法定情节决定量刑的基本方向，酌定情节起补充和具体化作用，能决定具体刑度。对于多功能情节以及在多种量刑情节并存时，应当根据适当的原则和科学的方法进行具体处理。     

魏晋法律体例的变化与学术风气之关系

魏晋法律在形式即体例方面具有浓重的名理学化、玄学化色彩。当时舍具体、重抽象的学术风气,名理学“循名责实”的特点,玄学重视理论辨析、抽象思维的风格,对法律制定产生了深刻影响。具有刑法总则性质的《刑名律》、《法例律》的出现,以及对律目篇章的调整和析分,更是当时学术风气的直接产物。因此,名理学和玄学是推动魏晋法律新体例确立的主要动力。     

罪犯权利论纲

罪犯权利的根据有二一是基于人权而确认的罪犯权利;二是基于刑罚的目的而赋予的罪犯权利.刑罚权与罪犯权利在性质上相互对立,在限度上此消彼长,在内容上相互制约,两者又都根植于社会生活的需要,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罪犯权利存在着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三种状态,罪犯权利的发展就是通过一定的途径实现从应然向实然逐渐转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