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性企业伦理模式分析

政治性企业伦理模式作为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的伦理模式,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它的形成,一方面基于政府对企业的制度规定决定着企业的伦理选择,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法律确立和发自内心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也有力地影响着职工的伦理取向。对此模式的辩证分析,既有利于我们客观地理解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也可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伦理的个性化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经验教训。     

“一股独大”与盈余管理实证研究

文章以中国所有2002年12月31目前上市的1133个A股上市公司3年间的3 399个观测值为样本,对股权结构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大小成U型关系,国有股比例和流通股比例与盈余管理大小关系不显著,法人股比例与盈余管理大小关系显著.     

企业社会责任规制反身法路径的适用与反思

反身法理论的出现解决了实质法体系下企业治理"规范限制"和"规范立法"的问题,并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规制由CSR1到CSR2的转变.在反身法路径下,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和"遵守或解释"规则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两大实现机制.然而,由于反身法路径未改变企业社会责任作为自愿性、外部性责任的属性,该路径在内在制度和外在表现上均存在不足,可通过"外部责任内部化"予以补足.为寻求反身法路径的本土化适用,加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的体系化建设,提升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水平,本文通过梳理反身法理论的形成及其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连接,论证了反身法路径应用于企业社会责任规制领域的现实需求,分析了世界范围内企业社会责任规制反身法路径所带来的企业社会责任规制范式转变及实施效果,并在此基础上立足本土剖析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规制的发展与瓶颈,重构企业社会责任的划分类型,以求在此基础上构建以反身法规制为核心,辅以可持续公司法、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等实质性监管方式的"反身法+"企业社会责任规制中国模式.     

企业文化创建中的问题与对策

企业文化的管理功能早已为企业管理者所熟知,但在实践中成功地创建一种健全的、有效能的企业文化并不多见。究其原因,与企业管理者对企业文化的误读有关。企业管理者必须认识到企业文化不同于他们的个人价值观,也不同于组织风气;企业文化的创建必须立基于既有的企业的文化历史基础,结合本企业的行业特点和企业发展战略,吸取本企业原有组织风气中的精华,借鉴其他企业的优秀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融合。     

试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衡平价值

最高法的司法解释作为一种规则渊源,能克服立法推动主义导致的立法粗疏及其在司法上的不敷衍用;应从体制上明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则制定权限,赋予其适度的"空隙立法"的职能,从而有效发挥司法解释在处理具体案件中的衡平价值。     

论无罪推定原则及其在我国立法中的完善

我国法律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一些合理成分，但还需要确立其宪法地位、规定沉默权、排除非法证据、确立疑罪从无，从而充实其基本原则的内涵；     

论公民居住权的实现与政府责任

居住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此项权利已被各国法律承认并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公民有权获得可负担得起的,适宜于居住的,具有安全、健康、尊严的,有良好物质设备和基础服务设施的,不受歧视的住房权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共同承担保障公民居住权利的责任。政府责任的承担应该贯穿于住房用地供应、住房建设、住房交易等各个环节,当前应该重点解决保障性住房供应和分配面临的问题。同时中国应该加快住房立法,在法律上确认居住权,明确权利实现中的政府责任与义务。     

债权人介入公司治理的合理性分析——以债权人与公司的关系为基点

同股东相比,债权人虽与公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是公司资产的供给者,却承担了不相称的经营风险,并随时为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买单。以公司法规范为标准,对公司享有的债权,其实现的保障手段可分为公司法外、公司法内、公司治理内三个层次。合同、担保等公司法外方式,未能突破外部性瓶颈,保护效果有限;公司法内提供了法人格否认等具体制度,但大都是在权力配置外给予保护,存在着被动性和对债务公司的依赖性。这些对公司债权传统的保护方式都不能解决公司资产非正常减少危害债权的问题。     

韩国企业文化及其管理模式浅析

本文通过对韩国企业组织文化的背景及其特性介绍 ,为我国管理者了解韩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和在跨文化管理中应注意的问题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公司权力中心变迁与公司法的回应

公司权力中心，是指掌握公司核心决策与执行权力的部门。在中外公司的发展历史上，这一中心存在变迁现象，尽管各国的变迁轨迹不同，但公司法对这种变迁的应对逻辑却有着相似性：强化新权力中心的决策权与执行权，同时强化其他非权力中心部门的监督权。中国公司权力中心的变迁轨迹具有其特点，2005年《公司法》在应对公司权力中心变迁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回应，促进了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发展，提升了经营效率，但仍存在不足。受政治因素影响，中国公众公司的股权结构在未来可能会出现二元结构现象，相应的公司治理结构可能会产生先发国家未曾经历的变化，《公司法》应当对这些变化作出符合逻辑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