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A药品准入监管及其后果--对中国食品安全标准立法的启示

美国FDA对药品的严格准入监管提高了上市药品的安全性,但也抬高了药品价格,遏制了市场竞争,阻碍了药品研发,延误了危重病人的治疗。汲取FDA监管的教训,中国在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立法时,不应单纯追求过高的安全标准,而应综合衡量特定食品安全标准的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应采取信息披露监管和强制标准相结合,即以促进信息披露为主要制度基础,着重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同时,在企业和消费者对食品品质进行判断的信息不足、食品安全潜在危害后果重大等情况下,则应由政府实施强制性安全标准。     

论“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思想及其实现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已经成为当今我国刑法学发展的大趋势,它实际上是对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刑事政策发展演变过程的概括总结。我国刑事立法整体上已经体现了这一思想,但是,在具体的刑法适用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就借鉴和发展“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思想而言,当务之急是总结和分析现代刑事政策学的研究成果,将其融会贯通到我们的刑法适用中来。     

员工感知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员工离职的影响

本文依据相关文献和研究假设,构建了员工感知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员工满意度与员工离职倾向三者关系的理论模型,并以广东汽车专卖店员工为调查对象,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员工离职倾向有负相关性,与员工满意度有正相关性;企业经济责任对员工满意度不具有显著影响;员工对企业整体的满意度在企业履行员工责任与离职倾向的关系中不起中介作用,而对工作回报的满意度在企业履行员工责任与离职倾向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说明企业可以从员工的工作回报着手降低员工的离职率。     

关于建立企业重整制度的构想

企业重整制度已成为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防止企业破产的重要法律制度, 而我国的《企业破产法》仅对全民所有制企业提出可以整顿, 且整顿制度不够规范。本文从建立企业重整制度的必要性出发, 认为, 我国应制定一部完整的《企业重整法》,并着重论述建立企业重整制度的原则及立法构想     

控制权市场经济影响因素的经验分析——以美国1970-1999年的市场为例

通过对影响控制权市场的三个主要经济因素的剖析,并结合美国1970-1999年控制权市场的数据,本文建立了控制权市场与宏观经济、资本市场以及法律政策等因素的可量化指标体系,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对各个影响因素的重要性进行了排序.研究的主要结论为:长期来看,影响兼并与收购交易金额的因素与影响交易数量因素的重要性排序是一致的,其首要因素是股票综合指数;影响两次浪潮中并购交易数量的首要因素均为新增直接投资.     

论商标反向假冒的性质——兼论我国商标反向假冒立法的完善

文中探讨了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性质和立法完善.反向假冒行为既是商标侵权行为,也是不正当竞争行为.我国目前只是单一的用<商标法>对反向假冒行为进行规制,但这种立法模式不能有效地打击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建议:进一步完善<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以这两部法律对商标权人的权益进行基础性保护.然后,以<刑法>为后盾,打击严重的商标反向假冒犯罪行为.     

家庭自治、国家干预与夫妻分居的法律规制

分居制度在婚姻法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合理性在于使夫妻人身自由的实现与家庭合伙功能的兼顾,但我国的有关立法与实践中的现实却是在分居过程中过于强调家庭自治。通过比较其他国家立法中该项制度在结构和功能上的异同及发展趋势,可以发现,现代家庭法领域已经深刻地发生了家庭自治与适当的国家干预相互协调的现象。因此,我国立法应该将夫妻分居纳入法律行为制度的调整之下,以完善分居中的自治与法治。     

云南省大型企业集团公司治理问题研究

云南省的大型企业集团是伴随云南国有企业改革而逐步产生和发展的,到2011年8月为止,云南省销售收入超百亿的大型企业集团已有15户。但是,云南省企业集团公司的治理仍处于初级阶段,法人治理结构尚存在不完善,集团内部宽紧适当、效能充分的管控体制尚未形成,公司治理的外部约束机制尚不健全等问题,文章提出了要深化企业股份制改造,优化股权结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企业集团的内部控制和协调机制;健全企业集团外部治理机制等方面的公司治理完善对策建议。     

中国夫妻人身关系立法完善问题探析

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有关夫妻人身关系方面的规定,仍有许多不尽完善之处。特别是对夫妻之间应当具有的一些重要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作出全面的规定,内容上仍显粗糙,不能适应中国新时期婚姻家庭关系发展变化和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需要。建议在今后修改《婚姻法》或制定《民法典》时,对夫妻的忠实义务、同居义务、夫妻生育权和家事代理权等重要内容作出相应的规定,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     

死刑赦免:限制死刑的一种新选择

死刑赦免制度,是指核准死刑的判决、裁定生效后,如果该罪犯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或者具有法律规定的其他特定条件,应当停止死刑命令的执行,并且依法定程序报告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死刑赦免令,赦免其死刑而改判其他刑罚的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可以消除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若干矛盾,也有利于进一步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有利于避免错杀,同时也能够更好地履行我国的国际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