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疾”还是“误诊”？产业扶贫“内生动力不足”问题探究

产业扶贫中“内生动力不足”是阻碍脱贫攻坚获胜的难题。以豫北黄河滩区Q乡为例,对扶贫项目运营情况进行长期调研,深度剖析“内生动力不足”产生的根源。调研发现,产业扶贫项目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道德风险与政治风险是影响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的重要因素,认知评估理论与资源保存理论能有效揭示项目风险影响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问题的内在作用机理。贫困户会对项目风险进行全面评估,认为凭借自身资源无力应对,同时为避免自有资源遭受损失,进而对扶贫项目表现消极,产生“内生动力不足”问题。为此,从健全防御配套设施、避免官僚逻辑、弱化精英偏好、人才培养与引进等方面化解项目风险,是提升贫困户“内生动力”、促进产业扶贫项目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     

基于家庭策略的贫困代际传递治理

家庭是贫困治理的社会基础,有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是贫困治理的重要方式。基于家庭策略的视野,通过对两个贫困家庭在减贫过程中不同减贫方式的分析与比较,探讨家庭策略如何被自主运用来解决贫困问题。研究发现,“反馈模式”的代际关系下,多子女所带来的路径可选择性与关系灵活性让家庭有更大空间采用有效的家庭策略,以“代内合力”和“代际合力”为一部分子女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充分的资源及“资源变现”的空间与条件,从而为实现“家庭减贫”创造机会。在巩固脱贫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进程中,家庭作用的有效发挥能充分激发家庭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实现脱贫致富。     

控制性赋权:基层政府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基于国家级贫困县J村的田野考察

“赋权”是理解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视角。田野考察发现基层扶贫实践既有“赋权”又有变通的“控制”,由此导致了扶贫过程中“精准”程度有所差异,为此,需要从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分析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从外部选派驻村扶贫工作队,由于较少受到当地社会网络的约束使其能够“理性行动”,但在“限期”脱贫的目标责任制下,基层的扶贫工作队受到了“规避责任”与“追求政绩”的双重约束,故此工作队根据自利原则策略性地选择了赋权或控制策略。进一步考察发现,扶贫工作队主要通过利用传统权力结构、地方性知识及现代化知识话语“异化”赋权策略,从而构建了“控制性赋权”的实践逻辑。基于此,地方政府应着力于构建“外派”与“内生”相结合的基层扶贫工作队,设置部分基于“赋权”“参与”的考核指标,培训提高扶贫干部对贫困户的尊重和理解,从而使得长效脱贫的精准扶贫政策能够得以执行。     

“后扶贫时代”生态型贫困治理的“内卷化”风险及其防范对策

当前,我国生态扶贫主要目标任务基本完成,对于解决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既有的生态扶贫进程中,局部地区仍然面临生态扶贫政策精准性和系统性存在不足、生态扶贫政策减贫成果巩固困难、生态脆弱地区贫困群体能力提升欠缺等困境,这成了“后扶贫时代”生态型贫困治理所要应对的挑战,其可能导致返贫、生态系统破坏和路径依赖等方面的生态扶贫“内卷化”风险,并将造成不利于治理能力提升和降低贫困群体获得感等危害。对此,需要准确识别这些风险,并通过适用保障型、激励型和培育型政策工具,优化“后扶贫时代”的生态型贫困治理,进而消除“内卷化”风险。     

失地农民贫困问题对策研究

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的贫困问题,应针对贫困的原因,创新思维,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局出发,以完整体系的制度安排对应并在各方利益均衡的前提下,实现政府与失地农民的双赢.逐步建立公平参与、政府规划内的再就业培训、完善征地制度、多元化的就业安置和普惠的社会保障"五位一体" 的新模式,使他们在安置再发展中享受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明幸福.     

中国林区贫困现状及解决对策研究综述

林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近年来,林区社会经济落后以及林农的贫困成为我国现阶段较为显著的现象,同时也成为影响林业发展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林区贫困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本文主要论述了我国林区贫困的现状,并介绍了目前较为典型的5个解决林区贫困的方法和对策：即生态移民、开发非木材林产品、森林旅游、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扶持、发展教育。     

晚清的内忧外患与日本近代化

晚清遭受西方殖民主义的屡次侵略而渐次沉沦,内部又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可谓内忧外患。这向尚处锁国状态的近邻日本频频发出强烈警报,使其获得改弦更张、积极面对列强来袭的启示,并断然走上开国、倒幕、维新的近代化之路。     

从劳资关系不对称谈农民工维权艰辛的原因

在中国,外来工的劳动权利保护问题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随着城市化进程中逐渐凸显出来的。根据社会学家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私营企业雇主和农民工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种社会交换关系,在这种社会交换关系中雇主和农民工之间存在着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造成这种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的原因有生产资料、社会资本占有的悬殊,信息占有的不对称,组织化程度的不对称,监控机制的不对称等,正是这种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使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障。     

列宁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列宁在领导俄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导东方民族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从多个侧面和不同的角度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这种继承和发展集中体现在列宁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一国首先胜利”、“未来社会发展阶段”以及新经济政策的思想理论中。     

就业优先:以"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在民族地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发展教育脱贫一批”是在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针。然而在“教育改变命运”的共识之外,布迪厄认为教育一代代地维持着对社会中下阶层的不公平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被一些学者应用于对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如在“三区三州”等民族地区,代际间的贫困传递难以阻断,因家庭文化资本弱势而造成子女求学、求职受阻,看似可用“贫困文化的再生产”予以概括,但笔者不同意直接套用西方理论认定中国存在“教育不公平”的论述。因为我国社会实际与布氏提出“学校教育再生产社会阶层结构”观点之环境不同,有多项教育政策在切实保障着少数民族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当前在我国民族地区实现教育公平的主要障碍,并非 “文化再生产”的结构性阻力,而在于就业环节的阶段性困难。教育公平可分为起点、过程和结果三个环节,民族地区经多年教育扶贫,“起点”入学机会和“过程”教育质量已明显改善,而作为“结果”的就业环节亟待改善。以“就业优先”方针多渠道扩大少数民族就业,可激发内生动力、促进市场融入、巩固减贫成效和精准防控返贫,是助少数民族自主掌握教育“社会阶梯”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