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法律规则说"的贡献与启示

哈特作为新实证主义的法学代表,立足于英国的司法现状提出了著名的"法律规则说"。该学说得以提出是在批判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基础之上,并运用日常语言哲学的分析方法而形成的。哈特从规则的"内在方面"阐述了义务的真实含义,区分了"被迫"与"义务"的概念,从而厘清了"法律命令说"的错误。文章认为该学说的主要贡献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即引入语言哲学新方法、采取内在观点新视角、激发论战与回应、倡导法治国家的规则之治,其理论贡献对于我国法制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楚国的“司马”

楚国的官制自成体系,与中原诸国官制迥然不同,甚至职官名称都异于中原诸国。只有“司马”例外,它是为数不多且与中原诸国职官名称相同的职官之一。因此,研究楚国“司马”的设置、职掌及其属官等情况,对于深入探讨楚国的官制以及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诸国官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文化战略思维

中国古代以儒家为主流的政治家、思想家在对外关系中非常重视文化的战略地位与作用,崇尚贯注王道精神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主张以文德教化为主要战略手段构筑华夏文明主导的和谐的天下秩序。这种文化战略的理论基础是“华夷之辨”与“华夷共祖”的文化族群观念。“尊王攘夷”与“用夏变夷”是具体的战略手段。“亡天下”与“王天下”表现了文明的自我警示和最高理想。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文化战略思想,扩大了先进的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对中华文明的延续传播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团结统一起了重要作用,也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20世纪两部中国民间故事史的首创精神与学术价值

20世纪出版两部中国民间故事史:刘守华著《中国民间故事史》和谭达先著《中国二千年民间故事史》。两部史都是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大发现"时期的学术精品,都从古籍钩沉故事,以故事载于典籍的时期,对作品分期断代。两部史各有什么学术特色呢?谭达先以故事为纲,刘守华以古籍为纲。谭达先分13个时期,按时期列出每篇故事原文、注释,介绍搜集者,所引典籍及其作者,分析故事的思想性、艺术性,并对每一篇定一个故事"型",追求学术性与通俗性相统一。刘守华分6个时期,引每部古籍的故事原文,或梗概,或译为白话文,进行述评,并进行古今、国内和中外故事比较,对道教故事、佛教故事、20世纪采录的口传故事作专题研究。两位资深学者对于对方作精到的评论,显示学术胸怀与眼光,值得称道。     

沈从文小说的主体特征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大师。他经历了不屈的、传奇似的坎坷人生。他身在京城,心怀湘西,努力创作,大量作品盛名中外,是一位“文体作家”、“多产作家”。他的创作观念极富个性化:写作是战争,是生命的投资;写作要探索人类灵魂的美与爱,重新诠释人生。他界定了短篇小说的特征与创作方法,以及小说语言的特殊功能与要求。沈从文的小说富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中国传统政治性征——以“三顾茅庐”与《李师师外传》为参照

在中国古代传统中,作为政治权势中的上下级,与作为自然人的男女双方,其主动与被动,或说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关系,是完全相同的。臣道即妻道,国家情感即个人情感,政治情感即性别情感。处在政治关系中的个人,仍需有其情感寄托,此可称之为“政治性征”。在此意义上,《三国演义》“三顾茅庐”的求贤经历与《李师师外传》中道君皇帝和李师师的感情纠葛,在深层观念与故事结构上都极具相似性。     

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南北分析框架基础上引入东西格局概念,改进水平创新技术扩散模型。无论是增强还是减弱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南方国家的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都陷入创新与模仿的两难困境。若南方国家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存在明显技术差距,那选择加强或减弱知识产权保护来实现南方国家技术进步是有条件的,该临界条件由南北国家技术差距、东西部地区技术差距等因素决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北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的增加,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南方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有利影响是有条件的,该临界条件同样是南北国家技术差距、东西部地区技术差距的复杂函数。     

中国城市化所处阶段分析——基于面板数据非线性模型的跨国比较分析

为了研究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动态关系,作者利用跨国数据建立了一个非线性面板数据模型。利用这个模型,该文克服了在以往类似的跨国研究中不能完全控制各国的固有特征差异以及简单的线性模型无法刻画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复杂关系的缺点。作者发现,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符合一个略微拉长的S型曲线,这与很多理论研究结果相吻合。在控制了我国的个体特征以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基本上与经济发展同步,我国正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而且这一高速发展的态势还将延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论环境立法的科学性

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经济“新常态”的提出,必将迎来环境立法新的活跃期。提高环境立法质量是实现环境法治的前提,因此,环境立法的科学性研究成为一个紧迫的课题。实现环境科学立法首先要克服已有环境立法的弊端,完成环境立法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引导的转变。其次,环境立法要避免盲目移植国外立法即“移植立法”。最后,不能忽视立法需要花费的时间成本,要减少“突击立法”。环境立法的科学性意味着环境立法不再是以前被动的、填填补补的立法,而是一种主动的、有目的的、系统的、引导性的、具有适度超前性的立法。要克服已有立法的弊端,建立和强化环境科学立法,不仅要树立环境立法的时空观,注意环境立法的内部性协调和外部性协调,强化环境立法的协调观,还要重视环境立法技术。     

马克思跨越设想对落后国家发展道路选择的启迪

马克思跨越设想对落后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落后国家如果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充分吸收发达国家“一切肯定的成就”,那么就能走一条尽量减少痛苦、加快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