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Gu厮Luo的族源、身世及其它

文章运用汉藏文史料,对11世纪河湟地区藏族部落首领唃厮啰的族源、身世、名称等进行了考证,并就青唐城的含义进行了剖析.     

再论罪名变更的法理基础及其模式选择--刑事一体化角度的思考

在法院能否变更起诉指控的罪名以及如何变更起诉指控罪名的问题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着立法上的差别和理论上的分野.我国目前在程序设计上对法院的罪名变更权缺乏制约,理论界提出的种种改革方案也都值得商榷.我国罪名变更制度的建构,应当立足于我国特有的法文化传承和法治土壤,应当建立以四要件犯罪构成模式为基石并与诉因制度相整合的"诉因制度本土化"模式.     

中美刑事庭审程序比较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更是一个走向程序的时代。重估程序的价值、注重程序制度的构建,已成为现代法治文明的一大显性表征。在“重实体、轻程序”之传统积习甚深的当代中国,也开始高度重视法律程序制度的建构,“程序正义”的理念已经成为中国司法改革的重要价值导向之一。通过对中美两国审判制度的比较,诠释“程序正义”的内涵和精髓。期待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能够彰显程序正义之精神。     

论人民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简

人民法院是国家对社会进行管理的机关之一,也应当进行社会管理创新,这是新时期法院工作的需要,是能动司法、公正司法的需要。人民法院通过创新社会管理能够更多化解社会纠纷,既实现了法律效果,也实现了社会效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但人民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不能乱动,要立足于审判工作,并且注意遵循司法的规律,不能逾越法律底线,应达到化解纠纷,实现公平正义的目的。     

论“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刑事诉讼——兼论《刑事诉讼法》第192条

"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刑事诉讼的制度具有保障当事人对鉴定意见的质证权、辅助法官对是否采信鉴定意见作出判断、使重新鉴定申请和决定依据更加充分等功能和价值。其积极作用的奏效,亟待解决如下理论问题:"有专门知识的人"的诉讼地位、中立性、意见效力、选任资格及启动程序等。"有专门知识的人"应界定为"专家辅助人",属于广义的诉讼参与人。他们具有倾向性的问题,要完善启动和选任程序,确保其客观公正地提出意见。可由各省高院牵头成立"专家库",由法庭根据控辩要求从中择优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的费用由司法经费出资以确保其立场中立。     

内蒙古包头市突厥鲁尼文查干敖包铭文考释——兼论后突厥汗国“黑沙南庭”之所在

在内蒙古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发现的突厥鲁尼文查干敖包铭文,是内蒙古迄今发现的唯一的突厥鲁尼文文献史料.根据查干敖包铭文的发现地点及其印记,可推断该铭文应属于后突厥汗国可汗家族阿史那氏的旁系家族,纪年约在7世纪末至8世纪初,极有可能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突厥鲁尼文文献史料.结合汉籍史料和笔者的田野调查,可推断后突厥汗国的“黑沙南庭”即为达茂旗一带的草原.而查干敖包铭文,则印证笔者有关“黑沙南庭”的这一推论不误.     

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视域下法院司法行政事务集约化管理研究

通过司法体制主体工程之省级统管改革,法院司法资源的外部配置由同级政权上收至省级,这为我国法院司法行政事务集约化改革奠定了重要的主体框架基础,即中央和省级共治的管理体制。但是,目前司法资源在具体配置方面仅实现了“集”, “约”还存在明显不足。在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背景下,有必要进一步促进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的集约化改革,实现现代法院组织去地方化与去行政化改革目标。在具体路径上,现代法院管理理念应该促进法院内设机构的全面革新,推动法院与人大等部门外部新型关系的构建,完善司法行政事务集约化管理制度：法院“职业经理人”制度、法院经费透明管理制度、建立法院行政事务标准化指南、法院信息化建设等。     

乾隆的遗产：嘉庆朝官修图书与文化事业

嘉庆朝完全继承了乾隆朝的官修图书编修机制,持续产出大型官修图书,维持朝廷对于文化事业的引领。在乾隆朝趋于完善的《御制诗集》编修机制规范着嘉庆皇帝御制诗的创作行为,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存诗数量第二多的诗人。从嘉庆朝臣子们宫廷献诗的情况来看,嘉庆皇帝对于朝廷的文学活动并没有展现出足够的主动性。嘉庆朝的文化特色正是其在整体上受制于乾隆朝文化统治的“惯性”;当时士人风气的整体转变与嘉庆朝的文化政策之间形成了较为明显的断层。     

The household inventory as urban ‘theatre’ in late medieval Burgundy

In 1413 at the death of his wife Guillemot, Jean Aubert, a group of witnesses and a clerk of the local mayoralty met to value the possessions of their residence, resulting in an inventory full of notes and values on rooms and their objects. Within the existing historiography of the Burgundian Netherlands and its northern European neighbours, inventories and their objects tend to be analysed from two perspectives: the Burgundian court and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Applying insights from Erving Goffman and Bruno Latour, this article suggests a third perspective should have priority: the urban ‘theatre’ within which objects were documented and placed. Therefore it sets up an alternate methodology which begins with the inventory to build a picture of the theatre (the urban context and residence), the actors (the Aubert family) and the audience (the witnesses of the inventory) to establish new insights into the operation of Burgundian power and the dynamics of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明代南直隶各府举人的地理分布

明代南直隶大致包括今天的江苏省、安徽省和上海市,明代南直隶举人人数是明代各大政区的举人人数中最多的。本文通过辑录和考订相关文献,获得了明代南直隶举人的籍贯信息。对举人籍贯按府进行统计后发现,明代南直隶举人分布集中,主要分布于苏州、常州、应天、松江、徽州、扬州6府,此6府的举人中式率较高。而南直隶各府举人人数的多寡,与各府的属县数没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