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在先”与“行为重”：朱熹知行观探究

朱熹的知行观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知行相互依赖("知行常相须"),二是知先行后("论先后,知在先"),三是以行为重("论轻重,行为重").这三个方面是从不同角度立论的:知行相互依赖是总原则,知先行后和以行为重是具体操作;知先行后强调行以知为指导,以行为重突出知依赖行的贯彻.朱熹知行观的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因而不可将任何一个方面孤立或夸大.王守仁对朱熹的指责恰恰是犯了将其中的一个方面"论先后.知在先"孤立看待的错误.     

新公司法中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解释难点探析

本文主张法院在解释与适用揭开公司面纱制度时既要考虑中国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特有公司现象,更要考虑到全球公司现象中的一般性,注重借鉴美国等市场经济国家在揭开公司面纱制度方面的先进经验。认为,新《公司法》第20条中的“公司债权人”包括劳动者和国家税收债权人;其中的“股东”既包括一人公司中的唯一股东,也包括股东多元化公司中滥用权利的控制股东。否认公司人格既适用于上市公司,也适用于非上市公司。     

盛中唐词的文化之变

有论者以六朝为词之滥觞,是由于梁陈宫体诗为宫廷文化的产物,而唐词之兴也与宫廷文化相关,由君臣宴饮到内宫生活,产生了以李白为代表的最初之词。中唐词开始涉及边塞文化与贬谪文化,张志和所作则是隐逸文化的体现,而王建的词可见中唐的三元文化构建,尤其表现出上接宫廷文化,下开士大夫文化的特点。中唐词人中,刘禹锡、白居易作品最多,除创调意义外,他们所作更在贬谪与闲适二义上,体现了士大夫文化在词中的转换、发展,闲适中饶感伤更是南唐、北宋士大夫词以“闲情”为大端的肇始。     

古代雅典的陪审法庭与民主政治

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古代雅典陪审法庭与民主政治的密切联系 :首先 ,陪审法庭是雅典政治民主化的产物 ,其职权也随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而扩大 ;其次 ,陪审法庭是雅典城邦民主制的必要组成部分 ,在民主政体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第三 ,陪审法庭的制度设计和拥有的权力合乎雅典人的民主观念。总之 ,古代雅典陪审法庭与民主政治有着表与里、形式与灵魂的关系     

表现世俗内容的《僮约》与作为宫廷作家的王褒

《僮约》及《责髯奴辞》是汉代赋家王褒入仕之前的作品,在艺术上颇有成就,表现出作者世俗化和诙谐性的创作兴趣。入仕之后,王褒的创作风格和内容与此迥异,这与当时宫廷的政治需要和审美趣味有关。     

刑讯逼供的法理分析及改良措施

刑讯逼供的产生原因很复杂 ,究其根本原因是在于 :刑事立法所确立的犯罪构成理论使得自白必要主义成为可能 ;现有的犯罪研究理论对刑事司法的导引功能较为不足 ;刑事诉讼立法价值取向只注重当事人权利的存在 ,而忽略了权利的保障和实现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强调客观真实使保障人权的程序价值衰退。从现实的期待可能性出发 ,对刑讯逼供的控制只能采取临时性的改良措施     

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

完善的少年司法制度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有重要作用,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产生的历史不长,还存在诸多不健全之处。因此,有必要针对不足,从实体法、程序法及处置法方面,对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加以健全与完善,以期收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最佳效果。     

公正如何转化为公信

司法公正与公信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形成二者之间良性互动的关键是沟通法官与民众对于公正的理解,使纸面之公正转化为民众所认可的公正。法院的职能定位是司法公正转化为公信的关键,平衡法院的出世与入世、法官的主动与被动、规则之治与纠纷解决、精英治理与民众参与等四个方面,探讨如何沟通法院与民众对于公正的理解,使公正转化为公信。     

论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的自行调查权

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是国际刑法体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政府目前还没有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理由之一就在于对检察官自行调查权的质疑。本文对检察官自行调查权的特点进行了剖析,分析了质疑的理由,提出了适用原则。     

对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体制的反思与重构——以人民法院的地位与作用为视角

当前学术界和实践部门对我国行政强制立法中应采取何种模式意见不一,分歧较大。需要从人民法院在行政强制执行体制中所应具有的地位和作用出发,对我国立法中应确立的模式进行新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