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vitalization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the significance of human agency in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structural change

Drastic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ition, emerging social problems, and emphasi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 social harmony as a national policy have created ample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as a profession in the Chinese mainland1 1. In this paper, China refers to the Chinese mainland. in recent years. Besides the phenomenal expansion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nounced a series of national policy initiatives in 2006 to professionalize social work and to assess the professional standard of social welfare personnel. But these achievements would never be possible without the commitment, perseverance and active engagement of the social work community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to foste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will present the four stages of development which the social work profession has undergone in China, and will discuss the role of human agency in facilitating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process. The active agency of members of the social work community, including educators, Civil Affairs officials, and front‐line practitioners to resist the domination of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and to co‐construct a social work profession which is appropriate to the Chinese context will be presented.

近年来, 急剧的经济及社会转型、日益涌现的社会问题及中国政府将建立和谐社会作为国策, 使社会工作在中国成为一个专业获得了空前的机遇。 除了社会工作教育的惊人发展外, 中国政府于2006年宣布一系列创新的国家政策, 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化以及对社会福利服务人员的职业水平进行专业评估。 然而, 如果没有社会工作社群在过去二十多年来的支持、坚持不懈及积极的参与, 努力地在中国发展社会工作, 这些成就将永远不可能实现。 在本文中, 作者将描述社会工作专业在中国的四个发展阶段, 以及讨论能动性在推动制度转型和结构变迁方面扮演的角色。 作者讨论了社会工作社群的不同成员的积极的能动性, 包括教育工作者, 民政部官员及一线工作者, 如何应对环境制约的支配影响及建构一个适合华人社会为背景的社会工作专业。     

西南边陲纳西社会中“賨”的发展与变迁

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有轮转互助储金会的存在。这种组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在会员之间起到经济互助的作用,帮助会员度过经济难关。在云南丽江大研镇及其周边地区的纳西族民间也同样流行着一种称为寅的类似轮转互助储金会的组织,但是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当今流行在纳西族民间的寅已经从原来的以成员间的经济互助为主要目的组织形式演变为了一种更为注重成员从中获得愉悦的娱乐型组织。本文以民国时期到当代社会为时间维度,从人类学的视角对纳西族社会中寅文化的发展变迁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得出结论：国家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是使寅发生这些变化的根源。同时,文章提出附着在寅之上的“社会资本”积累功能也是当前寅在纳西社会中流行的原因之一。     

考虑卖空限制的A股市场信息非对称对流动性的影响研究

针对中国股票市场特点将卖空限制因素引入动态 EKOP 模型,在此基础上构造直接测度日内市场     

高校学籍管理制度对人才培养的影响

高校学籍管理制度是高校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高校教学秩序的重要保障.以“柔性”与“刚性”的学籍管理制度为切入点,分别对两种体制下的高校学籍管理特点进行深入研究.在分析总结的基础上,论述高校学籍管理制度与人才培养的关系及其影响,从而提出构建最优化的学籍管理制度建议,确保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KMV模型在中国互联网金融中的信用风险测算研究

随着互联网金融风潮的兴起,各大金融机构和电商都在积极抢占市场。现阶段中国互联网金融的核心是金融规则和对风险的控制,尤其是对信用风险的控制更是有待探索的难点问题。本文采用真实的金融市场数据,模拟了应用信用风险度量（KMV）模型测算公司信用风险状况的全过程,分别求出样本公司资产价值波动率σA、违约距离（DD）和预期违约率（EDF）。通过对测算结果的检验与分析研究,证明了将KMV模型应用于互联网金融中对企业信用风险的评估,在现实中拥有一定的可行性,并为将来研究如何形成规范化、流程化的线上信用风险评估体系打下基础。     

FinTech信贷规模能刺激金融机构提升涉农贷款占比吗？

金融科技提升了金融机构的风险承担水平。作为一类重要的金融科技,非金融机构的FinTech信贷规模能因为刺激金融机构提升风险承担水平,而使其加大涉农贷款投放以提高涉农贷款占比吗？本文将非金融机构的FinTech信贷规模及金融机构风险承担水平引入Opiela的模型,构建代表性金融机构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说;然后基于2009—2017年中国31个省市区平衡面板数据,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研究假说,探讨FinTech信贷规模与涉农贷款占比之间的关系问题。研究结果表明,FinTech信贷规模可提升金融机构的涉农贷款占比,但涉农贷款占比增速边际递减。进一步研究表明,市场化水平和房地产发展状况还通过FinTech信贷规模的部分中介效应,间接影响涉农贷款占比。最后,就发展FinTech信贷、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企业行为偏好的企业间信用担保网络与风险传染研究

本文从行为金融学视角,结合复杂网络理论和信用担保关系选择机制构建了内生性企业间信用担保网络以及企业间信用担保网络风险传染模型,仿真分析了企业间信用担保网络结构及其风险传染演化特征。研究得到如下主要结论：(1)随着时间演化,企业间信用担保网络结构呈现“弱去中心化”特征,而且企业间信用担保网络的复杂性与稳定性增强;(2)企业资信水平不仅能够提高“担保圈”风险冲击概率,而且可以降低信用担保系统的不稳定性。随着企业影响力和企业风险认知水平增大,有助于增强冲击后企业信用担保系统的稳定性。企业风险偏好较小时,保证了“担保圈”内有效的流动性供给,但当企业风险偏好不断增强时,加剧了信用担保需求方的经营困境。(3)企业风险偏好对企业影响力、企业资信水平、企业风险认知水平发挥“强化效应”。企业资信水平与企业影响力具有“互为强化效应”。企业风险认知水平的“风险制约能力”强于企业资信水平的“风险强化能力”。企业风险认知水平与企业影响力对违约企业数量的影响发挥互为逆向效应且两者强度相当。     

POS 机套现非法经营罪构成要件之实证分析

行为人使用 POS 机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应当具备相应的构成要件：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以营利为目的、套现者只能是持卡人而非冒用人、套现金额应支付持卡人。只有对这些构成要件明确认定,才能解决司法实务中的诸多争议,才能对信用卡套现行为正确定性。     

货币政策应该对信贷市场做出反应吗？

通过信贷市场搜寻与匹配方法将信贷市场引入NK-DSGE模型中,并基于贝叶斯脉冲响应函数、敏感度分析和社会福利分析方法考察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对信贷市场做出反应。货币政策冲击的贝叶斯脉冲响应函数表明：货币政策冲击对于信贷市场具有显著的冲击效应;敏感度分析的结果发现：货币政策对信贷市场变化越不敏感,货币政策冲击下各变量的波动性越大;进一步,社会福利分析的结果则指出：相对于不对信贷市场做出反应的基准货币政策而言,对信贷市场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机制,即使对信贷市场的变化敏感程度较小,所引起的社会福利损失仍相对较小。因此,基于宏观经济稳定性与社会福利的角度,货币政策应该对信贷市场做出反应。     

农户信贷约束及其福利水平的分位数影响

采用2013年苏鲁两省农户调查数据,运用平均处理效应模型估计出了信贷约束对农户福利水平的平均处理效果,然后运用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估计出了信贷约束对处于不同分位数点的农户的福利水平的分位数影响。研究表明,信贷约束对农户福利水平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其绝对影响随着福利水平分位点的提高而增加,但其相对影响随着福利水平分位点的提高呈现出“倒U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