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青海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与实现小康的差距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十六大”确定的重要目标。边远、落后的民族地区能否实现小康事关全局。本文就青海目前的发展现状和差距及如何实现民族地区的小康社会作了一些探讨。     

西部民族地区退耕还林还草的法律保障探讨

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基础。自然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已成为制约西部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之一。我国制定“退耕还林还草”战略决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西部地区人民营造一个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的战略决策,必须尊重群众意愿,确保林草的成活率;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实行综合治理;必须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法规措施;必须认真落实保护农民土地经营权的法律规范,树立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协调观;必须建立和健全西部地区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充分利用价格杠杆的作用促进西部地区的生态平衡。西部大开发要维护经济发展与生态的良性循环,建设山川秀美的新家园,让西部地区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     

转型加速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结构性贫困研究述论

文章认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转型加快时期的贫困问题基本上是结构性贫困,并对这种结构性贫困问题的具体特征及其产生的社会危害进行纬度结构分析,最后系统地从建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提出了治理路径。     

小额信贷经理人愿意扶贫吗？——基于西北地区贫困县152位信贷经理人的经验分析

基于西北5省15个国家级贫困县152位信贷经理人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小额信贷经理人的扶贫意愿、行为以及影响因素。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在调研的国家级贫困县中,尽管近六成小额信贷经理人向贫困户发放过贷款,但业务量总体较少,具有信贷扶贫意愿的不到2成;性别、教育背景、收入满意度、信贷决策自主性、放贷任务以及是否完成任务对信贷扶贫业务有显著影响;性别和信贷自主权对扶贫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由此,在信贷扶贫项目选择信贷经理人时,采取差异化策略,有序放松信贷自主权,加强扶贫效果考核,对提高金融扶贫绩效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民间组织参与我国贫困治理的角色及行动策略

民间组织是参与贫困治理的重要社会力量。在我国扶贫开发进程中,民间组织在贫困治理中扮演了扶贫资源有益补充、践行微观贫困治理理念/技术、专业扶贫服务供给等多种角色。民间组织的贫困治理行动是民间组织汲取各类资源并将其传递到扶贫对象的过程。在大扶贫格局中,民间组织扶贫资源汲取已由传统的社会领域延伸至政府部门和市场领域,形成了慈善捐助、政府购买扶贫服务、市场化运作（社会企业）等多种扶贫资源汲取策略。相应的,主要形成了项目机制、市场机制两种扶贫资源传递策略。项目机制的运用表明了民间组织在分化发展的过程中扶贫资源传递的整合,以及民间组织与政府部门协同推进贫困治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市场机制（社会企业）是民间组织扶贫行动的策略创新,对民间组织独立实施贫困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扶贫政策的负外部性及其化解

在脱贫攻坚中,对重点贫困地区的精确瞄准与偏向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对非贫困县、非贫困村与非贫困户产生了必然的政策负外部性,表现为县域脱贫结构失衡、村庄帮扶悬崖效应与边缘人群争贫风险。究其原由,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竞争性的政策汲取、排他性的政策分配与分割性的政策评价是负外部性的三种发生机理。为此需要建立上下融合减贫机制,探索社区主导发展模式,拓展村民赋权参与空间,通过政策纠正、调适以消解和弥补政策负效应,强化政治决策与分配的正义性。     

“顽疾”还是“误诊”？产业扶贫“内生动力不足”问题探究

产业扶贫中“内生动力不足”是阻碍脱贫攻坚获胜的难题。以豫北黄河滩区Q乡为例,对扶贫项目运营情况进行长期调研,深度剖析“内生动力不足”产生的根源。调研发现,产业扶贫项目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道德风险与政治风险是影响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的重要因素,认知评估理论与资源保存理论能有效揭示项目风险影响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问题的内在作用机理。贫困户会对项目风险进行全面评估,认为凭借自身资源无力应对,同时为避免自有资源遭受损失,进而对扶贫项目表现消极,产生“内生动力不足”问题。为此,从健全防御配套设施、避免官僚逻辑、弱化精英偏好、人才培养与引进等方面化解项目风险,是提升贫困户“内生动力”、促进产业扶贫项目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     

控制性赋权:基层政府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基于国家级贫困县J村的田野考察

“赋权”是理解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视角。田野考察发现基层扶贫实践既有“赋权”又有变通的“控制”,由此导致了扶贫过程中“精准”程度有所差异,为此,需要从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分析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从外部选派驻村扶贫工作队,由于较少受到当地社会网络的约束使其能够“理性行动”,但在“限期”脱贫的目标责任制下,基层的扶贫工作队受到了“规避责任”与“追求政绩”的双重约束,故此工作队根据自利原则策略性地选择了赋权或控制策略。进一步考察发现,扶贫工作队主要通过利用传统权力结构、地方性知识及现代化知识话语“异化”赋权策略,从而构建了“控制性赋权”的实践逻辑。基于此,地方政府应着力于构建“外派”与“内生”相结合的基层扶贫工作队,设置部分基于“赋权”“参与”的考核指标,培训提高扶贫干部对贫困户的尊重和理解,从而使得长效脱贫的精准扶贫政策能够得以执行。     

农民合作社信用合作满意度实证研究——基于内部社会资本分析视角

基于对3个省的3个县市区253家合作社的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和二元Logistic分析法实证研究合作社社员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内部社会资本由内部信任、内部规范和社会网络等3个因子构成。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内部信任、内部规范这两个测量变量与社员满意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而社会规范与社员满意度之间呈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组织认同能够提高社员对合作社的满意度,且加入合作社时间越短的社员对合作社的满意度越高。此外,还通过剔除不显著变量和增加变量的方法对社员满意度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证明研究结论具有高度的稳健性。据此提出建立健全信用合作管理制度、加强合作社的社会整合功能、发挥合作社示范作用的政策建议。     

“后扶贫时代”生态型贫困治理的“内卷化”风险及其防范对策

当前,我国生态扶贫主要目标任务基本完成,对于解决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既有的生态扶贫进程中,局部地区仍然面临生态扶贫政策精准性和系统性存在不足、生态扶贫政策减贫成果巩固困难、生态脆弱地区贫困群体能力提升欠缺等困境,这成了“后扶贫时代”生态型贫困治理所要应对的挑战,其可能导致返贫、生态系统破坏和路径依赖等方面的生态扶贫“内卷化”风险,并将造成不利于治理能力提升和降低贫困群体获得感等危害。对此,需要准确识别这些风险,并通过适用保障型、激励型和培育型政策工具,优化“后扶贫时代”的生态型贫困治理,进而消除“内卷化”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