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恩来的人民本位思想

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既是周恩来人民本位思想的逻辑起点,也是周恩来人民本位思想的宗旨目的,涵盖人民是力量源泉,甘做群众的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时刻为民着想,造福于民等基本方面;反对和消除官僚主义,作为周恩来人民本位思想的重大组合,全方位剖析官僚主义的二十种林林总总的表现,深入探究官僚主义的封建思想残余和现行体制弊端根源,...     

论环境公益诉讼的利益和权利基础

除了具有公共利益的均享性和普惠性外,环境公共利益还具有共同善和自然人独立享受的特征。环境公共利益是一种与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相并列的人之利益。环境公益诉讼旨在保障环境权利,预防和救济“对环境本身的损害”。环境公益诉讼不应包括基于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提起的环境侵权诉讼,也不应包括以动物为原告的动物权利诉讼。     

“有才无德”村干部:悖谬及原因

1990年代,两湖平原地区农村出现大量＂有才无德＂村干部,成为乡村治理中的悖谬之处。农业税取消前,县、乡和村干部因收缴税费形成坚固的乡村利益共同体。在税费收缴中,乡村干部常常难以用合法手段对＂钉子户＂进行有效治理,＂有才无德＂村干部可以依靠乡村混混以暴力收缴税费和提供村庄公共品,则有其比较＂优势＂。＂有才无德＂村干部这一悖谬现象,反映出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局部弱化,农业税取消后这个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从人权的国内保护视角谈我国散杂居少数民族权益的法律保障

全球化的今天,“世界人权法”已是家喻户晓。世界各国都在这盏灯塔的指引下,探索前进,其合理性已举世公认,并为人类进步与世界和平、民主、进步提供了指挥棒。但是,人权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人权只有与各自国家的具体国情、历史相结合,才是现实性的,具体的。本文以我国历史的具体的国情为立足点,从人权的国内保护的视角谈我国散杂居少数民族权益法律保障机制,旨在为我国散杂居少数民族权益研究寻找一个新的视角。     

民族利益协调:国家的抉择

国家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在民族利益协调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民族利益协调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在民族利益协调中国家往往在价值取向、两种主义、效率与公平、民族平等与民族优惠政策中面临诸多两难选择。     

村民自治规范与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保障

部分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遭受村民自治规范的侵害是不争的事实。村民自治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农村妇女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土地承包经营权及相关土地权益的依据。村民会议的议事规则及传统的习俗与文化观念等,使得侵害妇女土地权益的村民自治规范获得了村民的认同和支持。法律在调适村民自治规范上虽有进展,但仍存在很大的局限,应该确立司法审查机制、行政问责机制等,以加强对村民自治的监督,保障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     

论新拆迁条例下的私权保护

在目前的城市房屋拆迁实践中广泛存在着私权被侵犯等现象。为缓和并解决社会矛盾,保护私人合法权益和促进城市建设平安和谐进行,通过分析新拆迁条例的不足,考察并借鉴国外拆迁与征收优秀做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新拆迁条例,加强法制教育和改进拆迁补偿纠纷的调处机制等私权保护的对策。     

试析法国民法对罗马法地役权制度的继受

以罗马法的地役权制度为基础,梳理法国民法中的地役权制度并与之对比,归纳了法国民法的地役权制度在立法模式、主体、客体、权利义务方面对罗马法既有继受,又有丰富与发展,彰显出合理性、前瞻性与人权精神,在立法方面值得成为各国进行法律继承、移植活动的榜样。     

论自然保护区法律中的利益协调

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措施。目前,我国自然保护区在"数量"上增长迅速,但"质量"提升却相对滞后,自然保护区遭到破坏的事情时有发生。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在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以及利益主体间利益的不协调、不平衡。本文首先从探讨自然保护区法律的利益协调功能入手,分析目前我国自然保护区立法中的利益平衡内容的缺失,再针对问题提出立法完善上的解决途径,达到平衡各方面利益、促进自然保护区的可持续的发展的目的。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策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对社会治理作出的全新谋划。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治理既要符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又要符合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共同意愿与利益诉求。要实现这种内在的统一,就需要发动社会力量,让公众参与到多维建构的实践当中,通过全维视野的战略布局与多维构建的实践来共同生成。民族地区的治理模式创新采用的手段应该主要是调试、优化、改革与民族地区发展这一主题相适应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最终要满足民族地区的社会需求。首先,通过完善现代自治下的法治化治理,将自治和法治相融合,在依法治理的基础之上,充分考虑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发挥自治制度的功能和优势;其次,在社会组织进行引导和管理的同时,改变之前社会组织设立门槛高,手续繁的问题,重视对其培育和扶持。培养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调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形成良性协同互建。最后,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在对传统的治理技术进行创新完善的同时,需充分认识到大数据的重要性,利用好科技创新取得的技术突破。通过信息技术,建立网上数据信息平台,交流平台等现代化的联动共治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