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的公私法衔接

当前立法规范所呈现的个人信息权利化路径面临着过度保护与保护不足的双重困境,同时也难以回应大数据时代系统性的信息安全风险.个人信息本质上是由一些具体人格权权利内容和其他人格性利益糅杂而成的综合体.内容上的复杂性要求私法采取"权利"与"法益"相区分的保护路径.属于"法益"部分的个人信息,承载了更多的社会公共利益,无法由具体人格权所覆盖,但可通过"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的侵权责任"进行保护,从解释论的角度以《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作为转介条款,将公法域的个人信息保护性规定引入私法体系,增强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实现公私法保护的有效衔接.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村级公共权力厘定

村民自治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发生了重大转变,以村级公共权力为视角进行观察,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这种转变。基于对制度文本及实践模式的研究,村级公共权力的基本内涵可以确定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村级政治主体为实现村级公共利益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法定权力。在这一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可以发现,村级公共权力的静态回路是一个多主体多层次的复杂体系,且其运行过程存在不同环节的发展不均衡和结果低效率的现象。     

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政府危机管理能力创新的思考

风险社会理论重塑着人类的风险意识与危机应对观念,如果说危机意识有助于我们防患于未然,但风险的潜在性与不可避免性,风险与危机的不可控性与紧急性,让我们在突发的危机到来时,不能不直面风险与危机。我国现行危机管理机制刚刚起步,公共危机的突发性、紧急性与危害性,决定了在危机爆发之后,公共危机管理中应急协调机制的健全是应急处理阶段的关键环节与核心所在。而现行危机管理应急机制的健全既包括应急管理机构设置,也应包含应急机制功能的有效发挥,其中政府“应急协调”专业化能力的增强是有效发挥应急机制功能的重要途径。     

业主大会网络运行模式探究

业主大会作为住宅小区的自治组织,在运行中存在会议召开难、业主决策难等的问题,在小区公共事务治理中未能充分发挥作用。随着信息技术的逐渐成熟,通过网络使业主参与到小区公共事务治理中成为业主大会运行的新模式。比较官方组织的业主公共决策平台和民间自发组织的社区公共交流平台,前者更适宜安放业主大会的法律定位,其决议的效力更具有权威性。因此,在合理注意网络安全的前提下,未来业主大会运行模式的发展方向应当是依托民间网络平台,加大官方设立的业主公共决策平台建构,以推动业主大会的健康发展和社区建设的和谐稳定。     

市场经济条件下医德建设的主要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观念深入人心,并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医疗卫生行业也不例外。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医疗行业中医德医风的建设也迎来了新的挑战,并暴露出很多问题。本文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医德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为出发点,探讨我国在医德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关的主要问题。     

运用权威对话法正确引导网络舆情

网络已经成为重要的传播媒介和政府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但同时,在网络舆情的传播中也存在着各种问题.科学运用权威对话法,搭建权威对话网络平台,及时发布权威信息,长期有组织地进行权威对话,对于引导网络舆情、了解民意、凝聚和振奋民心具有重要的作用.     

重大疫情防控中网络舆情治理的实践困境与策略优化

疫情防控关乎生命安全,舆情治理关系民心所向。基于重大疫情防控下的网络空间呈现出前兆性缺失、全民性参与、持续性诱发的舆情特征,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辐射效应,造成深层次的结构性社会影响,导致了社会心态的转变和非理性情绪的蔓延。以信息、情绪和制度为视角的网络空间中,信息场域混乱导致信息失衡、非理性表达导致消极氛围、制度效能不足导致治理式微的实践困局,网络舆情空间乱象频发。疫情防控下的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应以维持信息生态平衡为基础重建信息场域,以引导正面社会情绪为指向重塑情绪氛围,以发挥制度治理效能为动力重构制度体系,以此构筑战疫精神堡垒,凝聚民族精神伟力。     

公共政策失灵及其矫正对策

公共政策作为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的产品,其本质是社会利益的集中反映。当前,我国公共政策存在失灵现象。矫正公共政策失灵可从如下方面着手：优化政策决策机制;构建信息沟通机制;创新政策执行机制;完善利益均衡机制;加强执行监督机制。     

城市流动摊贩管理：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实现条件

城市流动摊贩管理难的根源在于传统治理结构和管理方式已经不适应目前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对传统的治理结构及其治理框架进行流程再造,即构建一个包括市民、社团、摊贩、社区、城管、政府6种力量为一体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模式,以促进摊贩经济、城市市容与百姓生活之间的相容和和谐。     

领域分化后的道德寓所——兼论公共行政的道德原则

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现在正处于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在农业社会,社会的一体性决定了它的制度是“权制”的,它的治理模式是“权治”的,道德的因素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会有着不同的要求和表现。工业社会是一个社会分化的过程,特别是领域的分化,把道德主要限制在日常生活领域之中。私人领域也要求道德的支持,但是,自利的追求往往把道德置于客观结果的位置上。至于公共领域,则是一个非道德的领域。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了领域的融合,从而为普适性道德的出现提供了历史前提,也为在道德发展最新成果的基础上进行道德制度和德治体系的设计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