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icipation for children exposed to domestic violence? Social workers' approaches and children's strategi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social workers' approaches to children exposed to domestic violence and children's strategies in encounters with these professionals in the context of family law proceedings. Investigator approaches as well as child strategies are reconstructed from children's narratives. Furthermore, possible links between the social worker's approach described by a particular child, and the child's own strategies are outlined. Participation can offer children validation of their experiences and support their recovery after exposure to violence. However, it is suggested that it seems to be a challenging task for social workers to both validate children's experiences of violence and simultaneously offer them participation in the investigation process.     

韩国在争议海区“抢先下手”有失公平原则——从国际法角度评析韩国“作为”

中韩两国在黄海和东海都存在着专属经济区划界争议.韩国在此问题上采取了积极进取的态度与措施,值得关注与研究.本文旨在整理、总结韩国的举措,并从国际法角度对其做出评价,指出韩方坚持的等距离中间线原则缺乏法理依据;其对苏岩礁的开发并不具备“有效控制”原则的构成要件;在争议海域的联合军演侵害了中国海洋权益.文章最后就我国应采取的对策提出了看法与建议.     

《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成本影响的测算方法与实证研究——金融危机下的应急措施

<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在国内学术界和实业界引起了轩然大波.2008年以来,一些企业的倒闭、搬迁,更将这部立意颇好的法律推到了风口浪尖.针对实施<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成本影响的问题,采用分层目录抽样方法,抽取了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地区13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共650户企业进行调研,运用成本测算直接法和间接法,对广东调研企业成本进行统计测算.测算结果显示,广东实施<劳动合同法>对企业人均人工成本的影响区间为2.54%～4.90%,用调研事实澄清了社会上流传的10%～70%的谬误.还从政府、企业和员工角度分别提出在实施<劳动合同法>过程中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为各级政府和企业决策提供依据.     

风险刑法理论研究中的错位与检讨

社会风险不能等同于刑法危险,但二者存在动态交叉关系,社会风险可以通过刑事政策转变为刑法中的危险。风险刑法首先是现代刑法应对风险过程中自觉的结果,是现代刑法体系的同质组成部分。从贝克划分社会形态的时间考虑,我国早已进入风险社会,且是全面而非局部风险社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使我国社会风险在质上表现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在量上表现为风险的相对增多,从刑法的应对上来看,似乎只能选择刑法提前介入。风险刑法理论的中国展开应该从实然和应然两个层面出发,前者旨在突出风险刑法的教义学研究,后者需要从社会风险自身的特点出发,有针对性地调整刑法体系,以期防控风险、创造安全。     

光绪末年司法统计中的女性犯罪

清朝末年,女性犯罪统计受到了一定的重视,展现了这一时期女性法律地位的变化及社会变迁带给女性的影响。法部第二次统计中,女性犯罪的人数、类别均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刑罚以笞杖为主,多数刑罚可以收赎,特别是通过秋朝审等形式,女性犯罪可以得到相应的援免,真正入监的女犯并不多。     

地方性高校大学生就业困境及对策分析——以《劳动合同法》实施为视角

《劳动合同法》实施已经对地方性高校大学生就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地方性高校因自身发展中的"短板"因素使《劳动合同法》冲击性影响突显,致使其就业困境加剧。针对于此,地方性高校必须以就业市场和地方发展需求为导向,调整人才培养方式,提高竞争力;大力开拓就业市场,扩大品牌效应;加强就业观念引导;加大就业法制教育和法律帮助力度,以化困境为机遇。     

论“上命下从”与检察官的客观义务

“上命下从”是检察一体化的应有之义, 意味着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检察长对检察官享有指令权, 能以命令的形式要求检察机关或检察官实施一定行为。而在客观义务面前, “法律的守护人”是检察官角色的集中体现, 客观公正应成为检察官的不懈追求。当“上命下从”遭遇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之时, 应受到如下的限制:“上命下从”不仅应以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为边界, 不能抹杀下级检察官的相对独立性, 而且还应该避免检察官行政人化。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几个问题及完善——以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为视角

法律援助制度是法律程序公正的体现,通过实证考察法律援助的实施状况,从立法方面提出了法律援助范围过窄、可能判处死刑案件的援助阶段缺失以及实践中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不适当三个问题,继而研究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在这三个问题上设立的国际标准,通过比较提出对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改善的一些建议。     

对我国“犯罪既遂标准说”的反思——“犯罪对象侵害说”之倡导

"构成要件齐备说"作为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存在重大缺陷。王志祥教授、徐光华博士为"构成要件齐备说"所进行的辩护难以奏效。学界对"犯罪目的实现说"、"犯罪结果发生说"还存在着重大误读。新近出现的"类型化标准说"提倡不同的犯罪类型适用不同的既遂标准,其旨在增强犯罪既遂标准理论的实践功效。可是,该学说不仅未跳出"构成要件齐备说"的藩篱,而且又制造了一些新的"麻烦"。当下的"犯罪既遂标准说"存有"立场错误"、"操作性差"等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构建新的"犯罪既遂标准说"———"犯罪对象侵害说"。     

刑事证明标准的经济分析

提高证明标准,边际收益递减,边际成本递增。但证明标准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最佳证明标准应当由社会净收益最大化来决定。当证明标准的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时,社会净收益实现了最大化,证明标准达到了最佳程度。对于不同性质的案件、刑事诉讼中不同阶段的诉讼行为来说,证明标准的边际收益是不同的,应当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提高证明标准对于公、检、法等部门具有不同的边际收益和成本。部门收益和成本与社会收益和成本之间存在差异会导致部门行为的扭曲,损害社会利益。所以,必须采取措施促使部门和社会之间收益与成本趋于一致,从而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