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浪漫主义风格

在世界文学的茂密丛林中,莎士比亚无疑是一棵参天巨木.他对东西方戏剧文学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作为一位人文主义剧作家,莎士比亚的作品多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很少有人论及其作品风格中显现的浪漫主义因素.从莎氏的代表作品及所处的社会背景及当时的文化潮流出发,来研究一下莎士比亚作品的浪漫风格,进而揭示出其作品思想的深层意义,是一个新的尝试.     

旧邦新命:乡村振兴战略中合作社的文化复归与维新

从全球范围来看,合作社既是对过度市场主义的反抗,又是应对公共物品供应不足的补充,更是有温度“社会”互助的载体。基于3个不同组织形态的农民合作社考察,试图揭示合作社运营与地方文化伦理、社会网络、文化风俗的互动逻辑,提出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走出合作社发展的范式困局,立足中国农村特殊的社会结构需求,注重合作社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与功能,引导合作社与地方社会相适应,使其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综合性载体和新型治理单元,发挥创造社会空间与社会资本的功能,激发合作社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基础单元效能,从而构建一种文化共生、经济共享和治理共同体的复合发展之路。     

追寻解放的革命教育理念与实践：以西北军政大学为中心

西北军政大学作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区域性军政大学之一,接续抗日军政大学的革命传统,呼应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的时代诉求,开展了基于解放目标的教育动员行动。通过开放的办学方式、灵活的教学内容、明确的革命导向,西北军政大学将思想教育与解放事业相结合,以批判的武器支持武器的批判,适应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与专业人才,形成了植根中国社会实际和革命斗争需要的特殊高等教育模式,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与深远的历史影响。     

以意义为中心的布鲁纳文化心理学研究

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提出了以意义为中心的认知心理学体系,强调跨学科融合,推动了心理学和人类学的整合,探讨意义生成的过程与机制,形成了以意义与叙事为中心的文化心理学。布鲁纳建立的文化心理学通过对叙事实践的研究,探讨文化在经验、记忆和社会行为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不仅促进了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和理论化,还直接影响了教育、医学和法律领域的研究与实践,为理解文化与心智的关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文化产业数字化内生生长与外生协同创新的进化机理研究

数字经济与国家文化新基建的发展驱动了以数字文化体验为代表的文化消费新范式,因而产生了革新文化消费渠道和场景、创新智能文化装备制造、打通异构文化数据资源库、完善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等亟待解决的产业发展新需求。文化产业数字化内生生长要求立足产业内部视角,打造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文化智能装备制造、文化创作开发、文化数字化治理、文化创客协同等五大引擎。文化产业的外生协同需在文化消费营销创新、文化大数据平台建设和产业融合发展等多点发力,要开展跨界、跨学科、跨组织的循环互动,构建文化产业数字化内外双循环驱动的创新机制,灵活应对数字化时代的新挑战。     

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医药现代价值与发展定位探析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医药广泛介入且疗效显著,引发学术界、媒体、民众对中医药现代价值和发展状况的思考与讨论。结合文化自信的战略视角,可从以下三个维度分析其价值与定位:从文化传承角度看,弘扬中医药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重要门户,中医药文化的承续与推广,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开路先锋;从文化创新角度讲,推动中医药与现代科技、文化的对接、融合,强化其作为连接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的纽带作用,有助于建立以健康实践为旨归的中国文化新体系;从文化传播布局言,宣传中医药文化是为世界卫生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以中医药文化作为传播中华文化的先行军必将大有可为。     

乡村社区营造何以成功?——来自关中袁家村的案例研究

长期以来,国家自上而下的社区规划变迁,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组织载体和制度保障,但农民的主体性和社区的自主性依然没有被充分激发起来。文献研究发现,对社区内涵和定位认识的不同理解会产生农村社区建设是基于共同体意识的凝聚、还是国家行政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两种演进脉络。以关中袁家村为例,从为何营造、营造什么、怎样营造三个层面切入,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改善民生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产、文、人、地、景”的乡村社区营造,国家规划变迁和社区自主实践相结合。指出乡村社区营造何以成功的启示是“三位一体”现代社区内涵的正确理解及其功能的准确定位,其引发的本土实践体现了国家主导和社会参与的互构效应。     

乡村文化振兴与地方民俗发展——基于“三边民俗文化园”的考察分析

随着我国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实施,公共休闲文化空间正在成为基层文化复兴与发展的重要场域。以三边民俗文化园为例,通过考察分析文化空间的特色设置、建构逻辑与文化拾遗,发现民俗文化空间蕴藏推动乡村发展、提升民众自信与培育民族精神的丰富文化资源。但文化空间的民俗传统脱离昔日的原生态语境,在行政作为与旅游观光目的下被静态复制或用于寄托乡愁。这种文化空间建构方式在为振兴乡村文化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潜藏着地方民俗发展的问题与局限。只有充分关注乡村文化发展语境、乡村民俗本来样态、乡村民众心理微变和乡村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联互动,才能有效推动地方民俗传承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协同发展。     

新时代法治信仰建设:价值指向、心理机制与实践路径

法治信仰是现代法律信仰的核心,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充分信任和法律制度的自觉遵从。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我国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信仰建设提供了价值指向,要以“五个坚持”为指导,营造有利于法治信仰生成的政治环境。从法治信仰的心理机制来看,人民群众在对法治价值有了初步认可后,便在价值体验的催化下形成法治价值观,继而在科学公正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过程中坚定法治信念,实现法治信仰的升华。要引导全体人民拥护法治、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和捍卫者,在立法、执法、司法以及法治宣传等实践中大力推进新时代法治信仰建设。     

国家治理中的第三次分配:美国镜鉴与中国道路

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迈入新阶段的当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将第三次分配划分为强政府大社会、弱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小社会、弱政府小社会4种实践模式。美国第三次分配建构起了弱政府大社会实践模式,以社会主导、政府监管、政治中立为主要特征。工具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文化、组织、制度及技术“四位一体”的逻辑理路。隐藏在工具理性外衣下的阶级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失败教训,在阶级理性思维影响下,社会“私”的方面被放大,形成了以捐赠者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中国第三次分配是先富带动后富、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它深嵌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第三次分配不能照搬美国模式,需要在充分吸收工具理性和摒弃阶级理性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塑造强政府大社会模式,将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制度体系,增强第三次分配主体规范性,加大第三次分配激励力度,完善第三次分配监管体系,持续并高度关注贫困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