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劳动者群体问题探析

弱势群体问题是当前我国转型时期的突出问题，而弱势劳动者群体问题更值得我们关注。由于它们的形成主要是社会的原因，具有可转变性，对社会发展和进步关系重大，因此，要针对其特点和原因，从多方面、多途径努力解决好这个问题。     

商业秘密法平衡机制之探讨

商业秘密法可以被看成是在商业秘密权人的垄断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一种利益分配、法律选择和整合.商业秘密法保护的利益主要有商业秘密权人的利益、社会公众的利益、商业秘密权人的竞争厂商的利益等.商业秘密法的平衡机制主要体现于对信息流动限制与公众自由获得信息的利益平衡、商业秘密权与雇员劳动就业权的利益平衡等方面.     

冲突法视角下的跨境产品责任侵权

在涉外产品责任冲突规范的连接因素上,国际条约与我国国际私法立法都出现了引人瞩目的新发展。在对弱者利益的倾斜保护、意思自治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调和、当事人属人法的立场抉择、强制性规定的优先适用等方面,我国充分借鉴欧盟《罗马条例Ⅱ》及海牙《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的法理命脉。在当下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已设定产品责任准据法的前提下,须在具体个案基础上反思中国国际私法视角下的产品责任侵权问题。     

高管权力、薪酬操控与债权人利益——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人力资本是现代企业的关键资源,薪酬制度是发挥人力资本优势的主要激励手段。然而,薪酬制度往往会受到企业高管操控,对债权人利益造成负向影响。通过抽样选择,对2 209家进行联贷的上市公司研究发现：（1）当高级管理人员拥有较大决策权时,公司决策更易表现出独裁性特点,难以体现集体决策的多元化优势,经理人容易操控与自身相关的薪酬制度。（2）经理人权力可能提高决策失误率,引发企业绩效不稳定,导致企业信用评级走低,长期债务比例更高,而债权人也将要求公司提供更高的风险溢酬。（3）企业决定举债期限系以避免遭受破产清算危机为主要考量因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问题中苏谈判述论

东北问题是中苏(俄)关系史上一个具有历史争议的遗留问题,中苏外交战略对此存在严重分歧:对中国而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解决东北问题不仅关系中共领导人能否彻底实现民族独立、摆脱民族屈辱的革命目标,而且对中国共产党和新政府的政治形象影响至深;对苏联而言,东北问题事关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实际经济利益和长远的军事战略利益。面对分歧,双方在是否"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以及如何"废除旧约,重订新约"等问题上展开激烈博弈。最终,在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努力和坚持抗争下,中苏双方本着相互理解和相互支持的原则较圆满地解决了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纠葛,从而开启了中苏睦邻友好的新篇章。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利益协调机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格局多元化的趋势进一步发展,利益分化、利益冲突现象日益严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有效地化解各种利益矛盾,解决利益冲突,从而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建立起一套包括利益引导机制、利益协调表达机制、利益约束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在内的利益协调机制.     

论高校管理权与大学生权益冲突的法律属性

近年来,大学生诉高校案件日益增多,且多以大学生胜诉而告结束,这种现象凸显了高校管理权和大学生权益的冲突。而大学生权益保障机制的先天不足和后天无力使得这一矛盾更加突出。从法律属性上看,对高校管理权与大学生权益冲突问题具有民事和行政双重法律属性,从根源上理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为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奠定理论基础。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奥尔森困境”

基于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理论,对我国理论界和决策界共同关注的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理性人出于个人理性的选择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从而导致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相悖。摆脱不了集体行动的困境,解释了农民合作组织为什么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也解释了发展较快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往往有＂能人＂带头,并进一步指明了促使集体利益的实现是对合作原则修订的动因。     

论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独立建构

针对我国未成年人矫正体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不良行为的矫正缺位、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正有限、不起诉对象的后续矫正不到位以及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流于形式等问题,以国家亲权主义为理论支撑,紧扣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刑罚认定上的差异性问题,通过相应的专门立法,扩大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设立独立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构,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司法机关配合监督的多元化、阶梯式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是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合理发展路径。     

论永佃权在完善我国农地使用权制度中的价值

中国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又主要是土地问题。永佃权制度作为改革现今农地使用制度的有益借鉴,已为许多学者所肯定。但永佃权制度与农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在具体制度上如何对接,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我们认为,两种制度对接的基础是两者间诸多的共同性;依据永佃权制度,现行制度下"三提五统"的征收,应以土地收益的一定比例为依据,而不是以全村农民的收入为标准;当永佃权在被赋予了物权性质的权利之后,农地主体间的利益不平衡问题,能够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