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环境下个人信息再利用的立法规制

个人信息承载着其主体尊严与自由等伦理价值。在网络因素作用下,这些价值的层次差异性凸显,而对该信息的再利用导致了前述价值的实现危机。为应对危机,立法者宜吸取美欧立法之精髓并结合中国特有的网络治理模式,统分结合地规制不同再利用者的行为:一方面,以尊严与自由为起点衍生出对应层级的规则,据此统一约束所有再利用者,进而分层次地关怀主体价值;另一方面为回应不同再利用者的具体诉求,依据价值排序原理对衍生于人格自由的规则予以限制。为此立法者需在分配正义尺度下作区分式的制度安排,对公共机关与私人机构等再利用者分别设定免受规则约束的例外情形,从而体现不同利益诉求下几者在角色与力量等方面的差异性。     

西方近代分权理论的形成探究

古代西方混合政体理论发展到近代遇到主权论的挑战,主权论认为权力是不可分割的,即使是古代,权力也统一于某一个阶级手上.为应对主权论的挑战,近代分权理论应运而生,它可以解释这样一种现实,即权力虽统一于某个阶级手上,但它仍然被制度性地分散到国家各机构中去.     

西方近代分权理论的形成探究

古代西方混合政体理论发展到近代遇到主权论的挑战,主权论认为权力是不可分割的,即使是古代,权力也统一于某一个阶级手上。为应对主权论的挑战,近代分权理论应运而生,它可以解释这样一种现实,即权力虽统一于某个阶级手上,但它仍然被制度性地分散到国家各机构中去。     

权力下放、绩效责任与学校自我评估

权力下放与校本管理运动赋予了学校一定的自主权,但权力和责任必须相称。享有一定自主权力的学校,必须承担起学校发展成败和教育品质高低的责任。但有了权力,又具备绩效责任意识的学校并不必然就是一个不断提升自我能力而创造未来的组织,它还必须拥有自我评估、自我完善的机制与能力。赋权、问责与增能的有机结合才是学校转变为学习型组织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途径。     

毒品犯罪立法例中的理论问题评介——以大陆法系国家(地区)为视角

对于毒品犯罪的立法例,大陆法系诸国(地区)采用了分散型模式,使得各类型罪状明确具体,罚当其罪.这更有利于反思我国现有的毒品犯罪立法模式.基于分散型的立法倾向,复数的法律适用根据在同一事案上发生竞合现象时,原则上重法优于全部法适用、全部法优于特别法适用.对毒品种类发生认识错误的,在构成要件间重合的范围内成立轻罪的既遂犯;但是,主客观事实所涉及的同质构成要件无刑罚差别时,成立现实发生事实的故意犯罪.     

晋升锦标赛的历史作用与现实局限

文章探讨了晋升锦标赛的历史作用与现实局限，指出其历史作用为在法治建设是一个渐进过程下，晋升锦标赛能够有助于地方政府的市场化改革和硬化原来的预算约束。而现实局限为在地方政府仍控制大量经济资源下会产生新的软预算约束，以及忽视本土企业的发展，从而对长期推动经济增长造成威胁。结论是应该重视和建立本土企业与地区民众的呼声机制，以有效控制地方政府行为偏差，并最终淡化晋升锦标赛的作用。     

民国时期省制改革过程及动因研究

民国时期的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经过了长时间的争论与实践,自北京政府时期省—道—县三级制,省成为行使监察职能的一级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省政府合署办公和新县制,省一级政府从行政区划到机构建制、政府职能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变化。这一变化过程集中体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种政治主张的斗争,其实质则是中央与地方在利益分配上的博弈。此外,省制改革也考虑到了各省的差异性,整体上呈现出行政现代化的趋势。     

论洛克与孟德斯鸠分权思想之差异

洛克和孟德斯鸠分别是近代西方分权理论的首倡者和集大成者。论者一般认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是对洛克分权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但是对二者的差异却很少提及或一笔代过。本文从分析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入手,比较他们在权力的划分方式、制衡方式以及理论重点等方面的不同,指出他们各自的理论缺陷,同时对一些流行的观点提出质疑。     

预算分权的宪政逻辑

预算分权即国家预算权的配置问题,它包括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现代宪政理念的核心要义在于限制国家公权力的恣意行使,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而无论是横向维度的预算分权还是纵向维度的预算分权,其出发点即是将计划经济体制下过分集中的预算权力分散到国家的各个职能部门以及不同层级的预算主体之间,以期实现限制政府预算权力的恣意行使,保证国家财政资金能够在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民主化的轨道上运行。     

我国财政分权与政治激励下的农村公共财政

对比分析1993-2008中央、省、市、县乡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发展趋势,发现农村公共财政薄弱。同时,短期GDP和财政收入作为政治激励的主要指标,诱使地方政府官员把有限的农村财政资源投入“单程晋升锦标赛”中,更弱化了农村公共财政。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求真务实,务求实效,完善财政分权与政治激励制度,加强农村公共财政：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加大农村公共财政投入;规范财权与事权,完善我国财政分权制度;规划功能区域,改革考核选拔激励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