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与公共投资的“挤入效应”:基于中日比较分析的视角

分析了财政分权背景下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内在机制,采用中日两国数据对中央和地方层级政府结构的公共投资同固定资本形成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发现日本和中国虽然都采用分权式的公共支出政策,但是对于经济增长和投资促进方面所起到的机制不同的,尽管日本的资本形成同GDP增长率相关性不强,但是日本中央政府的公共投资能够较好的促进投资的快速增长.与之不同,中国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在促进固定资本形成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从公共投资的需求机制、供给机制、融资机制和’效率机制四个维度对中日两国进行了综合性的制度比较.认为日本的公共投资的经验在于其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形成了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其支出能够有效的促进公共基础设施的发展,进而促进增长.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变迁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是国家法律体系建构中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从我国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演变看,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地方权力大小各异,但相对于中央立法权,地方立法权是逐步扩大的;在中央立法权缩减的同时,地方立法权总体上呈扩张趋势,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对国家结构形式与分权关系认识的加强、治理方式的民主化和差异性国情下的市场经济。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我们应在法制统一的原则下,适当扩大地方立法权;实现立法权的均衡下放;力求权力配置上法制化和科学化,运用立法监督制度规范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     

Reforming China's funding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changes and their outcomes

在1980和1990年代，中国是世界教育领域分权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流研究 当时都强调“低重心”、多渠道的教育经费体制的内在合理性，强调分权化是难以 逆转的趋势。可是从2001年开始，中国调整了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我们通过实 证分析发现，这一改革不再是分权化改革的延续和完善，而是重新确立政府责任的 一种尝试。它既导致了教育投入的快速增长，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教育公平，尤 其是在小学教育阶段。这为世界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经验，也为主流研究的一系列 命题和假设提供了反思的机会。

关键词: 教育改革?分权?教育经费?城乡差距?地区差距

In the 1980s and 1990s, China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orldwide decentralization of education. Mainstream research at the time highlighted the inherent rationality of a “low center of gravity” and multiple sources of educational funding and stressed decentralization as an irreversible trend. Since 2001, however, China has readjusted its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of rural compulsory education. Our empirical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is reform is not an extension and refinement of the previous decentralization reform; rather, it represents a renewed effort to reestablish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The 2001 reform has led to a rapid increase in government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nd a considerable improvement in educational equity, especially in primary education. It therefore provides not just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educational reform around the world, but also an opportunity to reflect upon a series of propositions and assumptions in mainstream research.     

中国私营企业成长中的制度变迁

我国的私营企业在不断的发展壮大 ,为适应这种形势 ,必须及时进行制度创新。私营企业应根据各自的客观实际 ,从以下几方面调整组织制度 :由家族式管理向专业化管理转变 ;由集权式管理向分权式管理转变 ;由传统企业制度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     

财政分权与晋升激励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瓶颈,依靠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这一问题,利用2000—2015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计量模型,基于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激励的视角,检验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1）单独来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2）在考虑财政分权这一制度背景的条件下,由于财政纵向失衡和地方官员“自利性”的行为方式,会导致环境治理政策的“缺位”,进而不利于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3）在考虑“唯GDP论英雄”的晋升激励机制下,会出现环境规制的非完全执行,进而抑制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4）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而且,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与官员晋升激励的调节作用也呈现相反的特征。     

中国式联邦主义及其争论与启示

为解释中国经济奇迹,Barry R．Weingast及其合作者构建了一个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维护市场型联邦主义的理论模型,认为中国式联邦主义所诱致的地方政府问竞争改善了经济发展的环境,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该理论模型在被广泛接受的同时,也在学者中引起了争议和批评。学者们或者认为维护市场型联邦主义的条件不符合现实,或者认为恰恰是政治集权起着重要作用,经验性的检验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与分权的关系并不确定。这些争论向我们表明,地方分权必须要同适度的中央集权相结合,只有二者有机搭配才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参数异质性、财政分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

现有有关经济增长与财政分权的文献均假设两者之间关系为线性关系,而本文的研究却发现,财政分权与省级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非线性关系,具有显著的门槛临界值效果。利用中国1980-2004年28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非动态的面板门槛模型、非线性最小二乘法（NLS）和仿真试验,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不平衡性,其影响力度因人均资本增长率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当人均资本增长率小于0.1707时,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力为0.1211;当人均资本增长率处于第二区间时,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大小为0.1925;而一旦人均资本增长率处于高区间时（大于0.2909）,财政分权的影响力度变为0.2731。     

分权与发展关系文献综述与评估

分权与发展关系始终是理论研究与政府行政实践关注的热点问题。通过回顾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关于分权与发展关系的研究文献,提出未来的研究应着重关注地方层级的分权改革,弥补研究方法的不足,构建更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     

新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评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财政联邦主义的分析方法出现向信息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转变,这一新的理论学派是目前公共财政理论发展的前沿领域。本文评述了新财政联邦主义关于共同财政与预算软约束、财政激励与转移支付、经济冲击与政府间互保、财政制度与财政绩效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     

浅析印度地方分权运动的发展及特征

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一直是影响印度国家整合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为印度社会的多元性质,地方政治成为推动中央地方关系良性互动的主导因素。印度地方分权运动在经历了最初的行政区划调整和要求全面调整中央地方行政、经济和立法关系后,逐步走向衰落。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关系的些微变化均来自于政治和经济形势转变带来的客观变化,而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中央地方矛盾冲突的解决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