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的迁移转变——基于迁移率的考察

经典人口转变理论侧重死亡和生育转变过程的测量、描述和解释,地理学家将迁移转变纳入人口转变框架,以完善人口转变理论。不过与死亡和生育转变研究不同,中国的迁移研究侧重基于对迁移流动人口规模和结构的考察分析,少有采用人口学意义上的迁移率指标的研究。文章利用2010—2015年历次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合并数据,通过人口学方法和泊松回归模型,计算和分析了1950—2015年中国人口迁移率趋势及社会经济差异。中国的迁移转变在宏观趋势上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高度一致。与死亡和生育转变相比,其波折性更强,说明更易受到经济社会政策变化的冲击。同时也观察到逢“0”和逢“5”年份的申报偏好。另外,迁移的社会经济差异明显。男性迁移率高于女性,但是两性差异在不断缩小;乡城迁移和未婚迁移大幅度增长;而越来越多受教育程度较高人群加入迁移,使得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具有越高的迁移率。可以认为基于迁移率的考察揭示了中国迁移转变更具体生动的过程。     

上海股票市场股利政策信息传递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累积超额收益法对上海股票市场的股利政策进行实证研究,探讨了沪市股利政策信息传递效应存在性及其特征。实证研究的结论对揭示我国股利政策的信息传递效应和规范发展我国股票市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信企业员工人口变量与心理契约关系研究

心理契约是企业和员工双方彼此对对方应该付出什么同时又应该得到什么的一种主观心理约定,是联系企业与员工的心理纽带,是企业对员工进行有效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工具。在企业组织结构调整、雇用关系改变的过程中,心理契约是最敏感、最集中反映这种变化的核心因素。在通信企业快速发展的今天,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心理契约的变化严重影响着雇佣关系。以江苏的通信企业员工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并利用SPSS16.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对不同人口变量在心理契约上的不同感受进行探索性研究,研究结果验证了本课题的研究假设：不同个体变量在心理契约的感受上有显著差异。并结合研究成果,针对通信企业员工的心理契约管理提出一些建议。     

Curbing the demographic “drifting dune” in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financing: The case of Germany

Long-term care provision and financing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matters in all ageing economies. Therefore, a major challenge for policy makers is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adequate care and sustainable financing. In this study, we evaluate the proposal of a so-called sustainability factor in German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Considering changes in the beneficiary-contributor ratio, it aims for a rule-based consideration of demographic dynamics to alleviate pressure on long-term care financing. Using the framework of generational accounting, we demonstrate that this proposal could have a relieving effect on finances, depending on the share of involvement of current and future generations. It may offer an option for pay-as-you-go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systems worldwide that need to curb the impact of ageing societie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ddresses policy makers tasked with designing a sustainable financing model for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sustainability factor represents a step towards sustainable finances and, thus, it might be one component of a more comprehensive reform package.     

纳税筹划在企业利润分配中的应用研究

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为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和使其合法权利得到充分的行使,在既定的纳税环境下,对多种纳税方案进行优化选择的一种理财活动。与我国诸多的纳税筹划研究文献大多只是单纯地从纳税的角度考虑问题,不同的是以纳税筹划的本质和现实意义作为研究起点,具体的分析了企业利润分配中的纳税筹划活动。     

农户家庭人口特征与健康投资——基于四川阆中的农户调查分析

利用大样本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不同家庭人口特征下农户的健康投资水平。结果发现：家庭性别比例对农户健康投资水平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而家庭人口规模、家庭代际分布和家庭人口负担时农户健康投资水平都具有显著影响;户整体健康投资水平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不断提高。但户人均健康投资水平却呈现相反的趋势：户健康投资水平随着农户家庭代际数的增加而提高;轻负担家庭农卢的健康投资水平最高,纯劳动力家庭农户健康投资水平最低。文章最后提出了有关政策建议。     

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使得劳动负担逐渐下降,这对于储蓄水平的上升和劳动力投入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我国劳动负担比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劳动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提高1.06个百分点,在过去的30年里劳动负担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通过计量检验证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产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是存在的。由此我们推断,由于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向人口老龄化,劳动负担逐步上升,这将会对未来的经济增长造成制约。利用未来10～20年时间较轻的劳动负担的机遇期,我们应当建立良好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以及制定积极的人口政策,调整当前生育政策、适时执行宏观经济政策(劳动就业政策)来应对已发生的、正在进行的人口变动,使我国的经济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增长态势。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

利用1990、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老龄化问题发现,中国各少数民族人口随全国人口一起,共同进入了持续老龄化的状态,且表现为老年人口规模及其占总人口的比例增长快,75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增速快,老年人口规模大,老年负担系数大,老龄化族际差异大的＂两高三大＂的特征。文章认为,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少数民族人口的老龄化趋势将会持续下去,老龄化程度会进一步提高。同时,中国少数民族集聚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在这一背景下步入老龄化社会,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要解决好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问题,首先应尽快调整人口政策,以积极的人口对策化解深度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的社会压力与经济负担;其次要转变方式,调整结构,切实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第三,要充分开发和利用＂银色人力资源＂,加快发展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第四,以健康老龄化为中心构建全民敬老爱老社会服务机制,广泛动员和吸纳社会中介组织、志愿者与社会资源参与。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职业结构变迁研究

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对我国少数民族在业人口的职业结构进行分析发现：第一,少数民族总体的在业人口职业分布中,除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占比远远超过总人口和汉族外,其余各职业人口比例均低于总人口和汉族人口的水平。第二,在业人口职业结构的性别差异及变化趋势说明女性地位在1990～2010年间的逐步提高。第三,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比例看,少数民族脑力劳动占比低,体力劳动占比超过90％,农村体力劳动占比接近70％。第四,各少数民族在业人口职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有所提高。第五,各少数民族间职业结构的族际差异显著。第六,城镇化水平及人口受教育程度是决定在业人口职业结构的主要因素。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近十年来,少数民族的社会排斥程度在上升。这种上升已经或正在引起一些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稳定问题,应引起高度关注。为此,首先要进一步加强对少数民族教育的支持力度。其次,在公务员招考中,应提高少数民族的比例,使得其与人口比例相称。第三,规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项目中,规定招收少数民族工人的比例,并对超过比例的给予鼓励。     

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

关于股利分配问题,西方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有相关的理论研究。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我国上市公司也大多处于成长期,对资金需求较多,很多公司采用低正常股利加额外股利政策。我国对股利分配的研究还处于不成熟阶段,存在一些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有利于提高市场的成熟度,也有利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不断完善,使上市公司股利分配走上规范合理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