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人口红利及其实现

本文介绍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及其实现条件。通过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环境变化的分析 ,论证了我国人口视窗开启的时间 ,分析了过去人口红利未能充分兑现的原因。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兑现人口红利的途径是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一方面利用城镇经济发展机会解决农村就业问题 ,另一方面延缓城镇人口老龄化 ,延长人口视窗开放时间 ,实现经济再次飞跃发展。完成劳动力的顺利转移需要政府在建设城乡间统一公平的劳动力市场上发挥重要作用。     

人口、经济发展与四川的机遇——一个“人口红利”的视角

本文援引国际、国内经验,把人口增长类型转变引致的不同人口年龄特征阶段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又一重要因素,或"人口红利";论证了中国人口增长类型转变对改革以来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提出最大化促进就业是维持人口对经济增长正面效应的关键。四川作为人口大省,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好、利用好这笔宝贵的资源,对四川抓住"战略机遇期"实现跨越式发展、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基于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的股利分配决策模型研究

在现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假设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的条件下,建立恰当数学模型研究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对公司股利分配决策和外部融资决策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当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对未来经营环境比较乐观时,其现金股利分配水平和债务融资数量将随着其过度自信程度的提高而增多;当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对未来经营环境比较悲观时,其现金股利分配水平和债务融资数量将随着其过度自信程度的提高而减少。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水平和债务融资数量随着公司股票价格上涨和债务融资利息率上升而减少;股权融资数量随着公司股票价格上涨和债务融资利息率上升而增加。论文研究工作在理论上扩展和深化了Deshmukh、Goe和Howe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     

控股股东、股权制衡与公司股利政策选择

采用我国沪深900家上市公司2003-2006年的财务及相关数据,研究了控股股东、股权制衡与公司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和控制类型不同的公司具有不同的股利政策偏好;公司存在制衡股东时,控股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受到一定的约束,股权制衡可以替代股利的派发作为降低公司代理成本的手段.     

中国人口转变的风险前瞻

根据历史的经验和预测,中国人口转变既带来了人口红利,也带来了人口负债和人口风险.研究集中讨论了伴随人口转变而来的人口发展风险问题,概括了人口转变的六大特点以及人口发展的九大风险.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一个人口学意义的风险社会正不依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在形成和发展中.1996年,中国成为人口转变意义上的风险社会,2016年后将演变为高风险社会.但和谐社会拒绝不安全的人口转变.成功的人口转变需要坚守计划生育的底线伦理和重建坚强有力的家庭结构."城乡统开二胎"是值得尊重的"底线生育权",是规避人口发展风险的重要政策选择.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理性回归分析

从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现状分析出发,说明了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比例和金额都呈上升趋势,然后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仍存在的非理性特征,论证股利分配的理性回归是有限和不完全的.     

私募股权投资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来自创业板的经验证据

选取2009年10月至2012年12月期间的355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及多元回归模型研究私募持股对创业板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私募持股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存在显著影响,私募持股会提高创业板上市公司现金股利的支付倾向。进一步实证表明,私募持股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也具有影响,上市公司私募持股占比越大,每股现金股利支付的越多。本文认为私募股权投资存在监督及激励效应,对改善持股公司的股利政策具有促进作用。     

中国省级人口转变的时空演变进程——基于聚类分析的实证研究

综合运用建国60年以来的人口自然变动以及生育和死亡转变的数据,从实证研究的角度通过聚类分析刻画我国省级人口转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变进程。时间序列聚类的结果表明,各省的生育率、死亡率和人口自然变动的转变过程具有不同步性,转变模式各具特色;而多时点连续聚类的结果充分体现了我国省级人口转变在空间上的扩散过程和在时间上的推移过程,以及省级人口转变趋同的速度不断加快的特点。此外,对省级人口转变和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一致性的比较,反映出两者既有一致性也有非一致性,社会经济发展对省级人口转变时空演变进程有一定的影响,但非决定性影响。     

Participation of seniors in the Argentinian labour market: An option value model*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define the factors which determine seniors' decisions to continue to participate in the labour market in Argentina. An option value model is developed. This model is used to produce estimates based on micro‐data drawn from household surveys. These indicate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 impact of conditions governing eligibility for benefits on decisions to remain actively employed. Work history is found to be the main factor in such decisions. Inadequacy of social security benefits and accumulated human capital also create incentives for economic participation in old age. On the basis of these findings, compensatory policy adjustments, to improve coverage, increase benefit levels and improve employment conditions for seniors, are prop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