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说略

俗语是通俗并广泛流行的定型语句,它言简意赅,发人深省,闪耀着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光辉。俗语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自汉唐起就有人研究俗语。俗语追求通俗平易的语言风格,在俗语中凝聚着丰富多彩的修辞艺术。俗语在文学语言中的运用,增强了作品的生动性和趣味性。俗语不失为语言学领域的一颗璀璨明珠。     

老舍通俗修辞主张论略

通俗是语言大师老舍先生一以贯之的修辞主张,也是他作品的一大风格特色。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了老舍作品的通俗特征以及作者熔铸通俗的手段和方法:“从俗话中掏出来珍珠”;“露出文字的裸体美来”;“好的文字是由心中炼制出来的”;“尽量地发挥本国语言之美”。     

传统隐喻与现代隐喻认知推理模式——从关联理论角度透析隐喻认知功能和语义重构

关联理论是对福多知觉模块论的继承和发展。文章以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理论为基础,从传统隐喻和现代隐喻认知角度,论证了对隐喻的理解不仅仅是一个修辞语义解码过程,还是在最佳相关原则指导下寻求本体和喻体的最佳相关的认知推理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隐喻语义的重新建构。     

哲学视阈中的话语分析与社会建构

哲学视角论述建构主义时,把话语分析作为社会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分析了谁用什么样的话语以何种方式建构社会世界。话语建构社会的哲学研究主要依赖语言和权力两大要素,前者通过叙事话语,后者通过修辞权力。话语通过语言和修辞权力等一起参与社会构建,合谋建构着这个社会世界。     

论式:修辞学、辩证法和逻辑学的关系纽结

古希腊的法律修辞学刺激了辩证法的诞生,辩证法的论证工具——辩证推理同时也是逻辑学的一类研究对象。亚里士多德于分析性推理之外创立了论式理论系统,这种理论继而成为改造旧修辞学的利器。西塞罗在法律语境中将论式理论和修辞学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高于古代法律修辞学的新形式。辩证法、修辞学和逻辑,通过论式学说纠结在一起。现代论式学说的复兴,以承认分析性推理和论式性推理或辩证推理的区别为出发点。法律论证三学科——法律修辞学、法律辩证法和法律逻辑的互动发展,表明一种全面的法律论证理论有必要反映这三个学科的不同视角和规范,并汲取它们的精华。     

网络词汇成活率问题的一点思考

网络语言的发展是汉语保持活力的重要源泉之一,我们应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视之。网络新词汇在网络语言活动中产生,服务于网络社会的语言交际,效果是明显的。网络新词汇在网络语言世界具有一定的＂全民性＂,但并不意味着它们最终能够成活下来,并有机会进入到现代汉语共同语的词汇库中。有三类网络词汇有可能成活下来,并最终成为丰富现代汉语共同语的新词来源。     

试论柏拉图的“哲学修辞术”

在《高尔吉亚》《斐德若》《苏格拉底的申辩》对话著作中,柏拉图探讨并总结了在雅典民主制下,言辞技艺在政治领域的实践运用,创造出ρητορικη?一词指称公共政治领域的言辞技艺(即狭义的修辞术),并且从正反两面揭示了智术师派修辞家宣讲的修辞术存在的利弊。在哲学与修辞术的关系上,柏拉图并非简单地一概否认修辞术在政治领域的运用,而是在肯定修辞术作用的同时,一面强调政治修辞术必须为追求正义服务,不能以牺牲人们对美德的培养为代价,而败坏了城邦政治和人的灵魂的秩序。柏拉图在研究和批评智术师派的政治修辞术的同时,对自己的写作技艺也作出了正面的总结和归纳,推出了为哲学服务,化解哲人生活方式与城邦大众之间价值取向之间矛盾,流传哲学火种的哲学修辞术。     

论英汉翻译中的源语语篇分析

社会进步离不开翻译事业的发展。英汉翻译中，英语篇章理解是翻译过程的关键。语篇理解要从建立语篇意识开始，结合语言、文化等相关学科知识，从语境、句法、修辞与词汇等方面人手进行系统而深刻的分析。     

崛起中的西方数码修辞学

20世纪中叶爆发的西方媒体革命推动了传统修辞学的转型,数码修辞学由此诞生。它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酝酿与发展,在研究新媒体修辞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并在重新定义研究对象、赋予隐喻本体地位、高度重视批判素养等方面形成了特色。其价值主要体现在适应线性文本向超文本的历史转变、满足在游戏中学习的社会需求、促进技术与艺术的密切结合等方面。     

论国家话语能力

随着全球化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国家话语及国家话语能力,不仅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传播实践问题,而且成为话语学、修辞学、新闻传播学等的一个重要学术命题。在世界秩序重构时代,国家领导人、政府官员如何通过话语,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提出富有感召力、影响力的创造性思想,国家媒体如何提高国家传播的质量和效率,国民如何塑造文化大国的国民形象,以及如何提高我国的国家话语能力、国家修辞能力等问题,都亟待研究。为此,本文试图从多学科视角对国家话语、国家话语能力的性质、内涵、构成、表现形态、现状、问题、对策以及与之相应的国家传播、国家修辞等做一简要阐述,以期为全球化和世界秩序重构时代国家话语影响力的提高、国家新形象的塑造、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以及话语学、修辞学理论及其应用研究的深入发展有所裨益。